《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1976年初我高中毕业下乡,从北京来到了陕北子长县一个叫芽坪的村子落了户。这个村子离县城有七、八里地,虽说不很远,但村民们买东西都要花半天时间去县城。特别是日常买个盐、打个灯油什么的,就显得不太方便。在我下乡后不久,县城的城关供销社就在我们村里成立了一个代销店,店里的利润与城关供销社共享,我所在的大队可得40%,所以若搞得好的话也是队里的一小笔收入。

        店里先是由另一位知青出任代销员,但没多久,她由于具备文艺才能被公社借调,我就开始接手了这个工作。我们知青下乡是要劳动锻炼的,所以队里干部不希望我脱产,一早一晚还是要参加劳动。因此,我每天早上和村民们一起出早工,吃完早饭后直到晚饭时间都是我来开店,晚饭后则要参加村里建设新农村的夜战。

        代销又代购的小店
        当年,有一条公路从我们村通过,时常有些拖拉机和运煤的卡车经过。代销店就设在大路旁一个已弃用的小庙里。除了村民外还有不少过路人来光顾我这小店,附近煤矿的工人也是小店的常客。我们的代销店, 一个月的销售量最少是700元人民币,最多能到1000元。那年月,1000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每天晚上都住在代销店,看着货物。我组的另一个女知青是我们知青组组长,她怕我一人害怕,就陪我一起住在这大路旁的小店里。
        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什么闲钱,货物也比较短缺。代销店经营一些村民们日常最需要的东西,例如粗盐、糖精、煤油、烟酒、劳动工具,还有像糊窗户的纸张、小学生的纸和铅笔等学习用具和日用小百货,还卖一些陕北产的苹果,个头不大,但味道很好,甜甜的带点酸味,有点象当年北京能买到的“国光”苹果。
        偶尔,城关供销社也能分给我一些稀有货,象西凤酒、高档红延安烟等,到我这里买这些稀有货的人一般舍不得自己用,都是用来送礼、走后门的。我们店的香烟主要卖给过路人和矿工。香烟中“大生产”牌是大路货最便宜,9分钱一盒,蓝色包装的“延安”牌香烟,就贵一点,记得大概是两、三毛钱一盒。最好的是红色包装的延安牌,但一般买不到。
        村民们主要是买粗盐和煤油。那时食用油精贵得很,盐和辣椒是主要的调味品。熬一锅土豆西葫芦,加些红辣子和粗盐,就很好了。煤油用来点灯,村子靠县城不太远,虽然也通了电,但很多时候是停电状态,晚上主要还是要靠点煤油灯。我经常在煤油灯下写家信,每次写完家信,照照镜子,看到鼻子底下被熏成了黑色,就像滑稽戏里的小丑一般。矿工下井也要用到煤油灯。所以,煤油和粗盐消耗得最快,总要不时地去城里进货。
        我在代销店学会了唱收唱付。所谓唱收唱付就是在收钱的时候和找钱的时候都要大声说出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比如收了5元,找钱时付钱人非说给了10元,就讲不请了。所以在把钱放起来之前,先要大声地说“收你5元啊”,看到付钱人认可后,再把钱收起来。找钱时也要大声地告诉对方找了多少钱。代销店的任务不只是代销还要代购。代购什么呢?供销社下达的任务是每年要代购一次鸡蛋,每个代销店都有指标,必须完成。那年代,很多人家都缺吃少穿,半年糠菜半年粮。
        人都没粮吃,很多人家都不愿养鸡。即使养鸡的人家,下了蛋也不愿卖给公家,愿意稍高点的价格在集市上卖。因此在村里收购鸡蛋就遇上了很大阻力。没办法,妇女队长出面跟我一起挨家挨户去收购。有些村民只好从集市上高价买来鸡蛋,再按国家收购价卖给我们代销店来完成任务。这就是当年我当代销员遇到的即荒唐又尴尬的事。
        小店要想盈利也非容易之事。我从未做过买卖,也没把它当做一桩生意事来做。那个年代根本没有经济头脑,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任务来完成。第一次盘货和结账就发现卖亏了。供销社的主任和会计都帮我找原因。原因出在散卖的那些货中,如盐、苹果、煤油等,大称称出的300斤一麻袋的盐,经过小称过称卖出去,就卖不到300斤了,需要打一定的折损。特别是如果麻袋是受了潮的,折损会更大。管进货的人给了我一袋受潮的盐却只给我打了一点点折损,我没经验,他说多少就算多少。幸亏社领导和会计都很相信我,查清了状况,从此以后我进货时都非常小心。
        小小的代销店每天还是挺热闹的,白天虽然大部分村民都进山劳动去了,还是总有些“闲杂人等”来光顾,例如有请假没进山的村民、有回乡探亲的军人、有附近工厂或矿上的工人、有县城回来的高中生,还有些嫁出去的媳妇回娘家来。小店后面就是村里的小学,下学后还有不少学生娃和民办教师会来。很多人不买什么东西,只是来聊聊天。也有些人只要路过就进来聊几句,小店好似现在网上的聊天室,谁家后生要娶媳妇、谁家女子要出嫁,村里的八卦都能在这里听到,热闹无比。每次进货回来总是有人帮忙抬上抬下。冬天里,大一点的学生娃还常常帮我生火。

        进货路上
        大部分时候是我自己一人去县城进货。我自己拉着一辆架子车,把所需的货拉回来。在往县城的路上,经过一条小溪,那时还没有桥,要先下坡过小溪,然后再爬上坡,到对岸的大路上。小溪的水不深,中间错落地排了一些露出水面的大小鹅卵石。去的时候拉着空车,过河问题不大。进货回来时架子车很重,特别是车上有三百来斤重的盐包时,若没人帮忙推扶着就很容易翻到水里,水里石头多,磕磕绊绊地也拉不动。每次到了河边,我就停下来等人帮忙,路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不管认识与否,每回都帮我把车推过河去,又接着帮我推上了坡才住手。有多少这样的当地人帮过我,已无法统计了, 而且也不知他们是谁。他们也没有刻意要学雷锋,有些当地人连雷锋是谁都不太清楚。他们都是些淳朴的好心人。要进一大桶煤油时光靠我自己就拉不动了,队里会派一辆驴车跟我一起去。城关供销社坐落在城的另一侧,每次进货都要穿过县城。
        一次,队里派一个老汉赶着驴车帮我去拉油。刚到城门口,老汉想逛一下县城,让我先跟着驴走,他随后就来。我不会赶驴,他告诉我说驴认识路,“没麻搭”(陕北话,意思是没问题)。我抱着怀疑的心态,提心吊胆地跟着驴车进了县城。 那驴专走马路中央,它准是在想“我是老大我怕谁”。跟在我们后面的大卡车一股劲儿地鸣笛让他让路,它也不让路。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往边上推它,也推不动,试遍了所有的我电影上看到的、北京街上听到的赶大车的口令, “得儿, 驾, 哦, 吁”全不管用,它听不懂普通话。 卡车司机气得破口大骂, “不会干这营生就别出门”。
        终于走出了县城,快到供销社了,我反而更担心了,心想,这牲灵要是不停一直走下去,那我可惨了。
        那时候,大家不象现在有手机,那时跟着这驴走丢了,谁知会走到哪个沟沟壑壑里去了。 用现在的话讲,那还不人间蒸发了。到了供销社门口,奇迹出现了,好似有神灵指引,驴子停了下来。 等我装好一桶煤油,老汉也赶了来。这驴可真是聪明无比,它怎么就知道停下来呢?真是神了。


        虽贫穷,却不担心治安
        当年,我插队的那个地方虽然很贫穷,治安却比较好。我记得当时我常常一人带着几百元的货款(那时算得上巨款了),拉着货物来往于村子和县城之间,架子车是敞开着的,没办法把货物锁起来,若是有人想拿了就跑,那我是一点辙也没有。
好多农民家里真称得上是一贫如洗,他们甚至在青黄不接时要打发娃娃们出门要饭,手头几乎分文没有,所以,几百元现金和货物,应该是相当的诱惑了。可是我从来没担心过会被抢劫。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除了风声,小店周围一片寂静。我正在油灯下写日记,我那战友恰好也不在,就我一人。
突然,我听到“砰砰”的敲门声,谁这么晚了还来买东西?难不成谁家灯油没了来添点灯油?我打开门一看,实在吓了我一跳,一个黑神恶煞般的汉子站在门口,一副炭黑的面孔只看得见两只眼睛闪闪的,仔细一看,他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原来是个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矿工,怎么也不洗个脸,多吓人。他说“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他需要些煤油。我提着胆子给他倒了油,他一走我马上插上门栓,心想谢天谢地,没碰到坏人。
        提起治安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记得有一年夏天,连续多日下大雨,山洪爆发了,小河的水暴涨起来,眼看就要淹到大路上来了。我们知青组害怕货物被淹造成损失,决定将货物搬到山上高一点的窑洞里去。当时,我还是有些担心,搬运货物当中,需要很多人手,还要两边看着货物。人多手杂,一些小点儿的商品,很容易就被拿走的。最后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洪水退了,搬回小店后,经过盘点,没有任何东西丢失。

        热心助人的张主任
        在我刚当上代销员时,有一回我去进货,正赶上供销社不营业要去县里开大会,拿库房钥匙的人就没有到供销社来,直接到县里等着开会。我很着急,心想,好不容易来了,怎么能再拉上空车回去呢?再说,有的货老乡还等着买呢。 这时,有一个人走了过来,问我“进什么货”,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骑车到城里去叫她,不能叫你白来一趟。”于是,他骑上车就走了。 不一会儿,他和那个拿钥匙的营业员都回来了,开了门给我进了货。 我高高兴兴地拉着货回了村。 心想,那个人真好。过后我才知道,那就是供销社的张主任。
        一次我到供销社去进盐,不凑巧,拿库房钥匙的人有事回家了,开不了门,调不了盐。 可是我的代销店一点盐也没有了,我很着急。在一般情况下,调不成盐,只能下次再来。供销社的门市部内有一个大盐池子,是门市部卖给散户的。 这时张主任对我说,别担心,把我们卖的盐池子里的盐先给你调一些。结果,在没有大称的情况下, 张主任给我过了三十次小称,每次十斤,共称了300斤盐,装进了我带来的麻袋里。 这令我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他宁肯自己麻烦千遍, 也不能让别人有一点不便。
        每一次进盐或糖,他都要从库房把盐包或糖包背到门市部过称,我记得那时的一麻包盐有二、三百斤,一大包糖也有一百七十来斤, 过完称后再背到我的架子车上拉回村里。这些货物我根本背不动,通常都要在供销社门口等村里下来的后生们帮忙,有时运气不好半天照不见一个熟人。但只要张主任在,他一定亲自帮我背盐包。他那时好象也有四十来岁了,看起来也不是身强力壮。当年,有不少下面的代销员想走后门到供销社做拿工资的全职职工,或者能多进些好货, 他们不时想着给供销社的人送点山货。由于我这这个学生娃刚从学校里出来,不谙世事,也不懂得送礼这一套,什么东西都没送过。也碰到有人因此而为难我,明明可以进的货,托辞说进不了,叫我再跑一趟。
        张主任知道后总是出面想办法解决,还经常询问看是不是把该分给我的好货(稀有货)调拨给了我。
        有些供销社的职工总是要我帮他们在北京买这买那,我父母几乎就成了他们的采购员了。可是张主任帮了我很多忙,却从来未张口要我替他买东西。

        1977年冬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张主任说, “你考大学, 我们全力以赴支持你。 这次如果你考不上,干脆到供销社来,在我们这儿干。 一天只干个8小时,比你在农村里劳动更有时间。希望你好好复习,明年再去考。”供销社的王会计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他从家里翻出来以前的高中课本,给我复习用。在县里参加高考时,每天来回县城和村里不方便,张主任就让我们女知青住在供销社。 每天我们一大早就走了,等晚上回来时张主任已在窑里给我们生了火,准备好了热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竟然也很快吹到了陕北这样较闭塞的地方,物资短缺的情况也有了好转。平常非常少见的货物如白糖、洗衣粉等也不时地出现在我的小店里了。1978年夏天我考上了大学,结束了我在陕北的代销员的生活。
 

        旧地重游
        1982年我在大学寒假期间,回了一趟县城,供销社还在原地,我去了供销社,见到了王会计,可惜没见到张主任。 有人说他回到他家乡的供销社任职去了,不在县城附近。2010年我从美国回国,又再次回到县城。县城已大变样了,原来的供销社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多条繁华的街道,各种店铺林林总总。经过多方打听,这次,我有幸见到了已经32年未见的张主任,也又一次见到了王会计。如今,他们年纪都大了,都已退休了,在县城安享晚年。
 

           

  当时我一个人睡在小店里真有点害怕

我在延安插队时当过小卖部掌柜

                                                                                                                                                     加州    俞捷

 

本文作者俞捷作者简历
1976年清华附中高中毕业。1976年4月-1978年9月在陕西省子长县芽坪村下乡。1978-1982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1982-1985在清华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85-1989在清华大学电子系任讲师。1989-1992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92年底到美国硅谷任工程师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