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到农村去,到社会的最底层去,到祖国最不需要的地方去!
        七零年三月,北大文革前最后三届毕业生分配,三千多人除极少留校进厂,一锅端到了农村,或农场或插队。本人,六三届化学系学生,经过两年专业课,一年四清,四年文革,也投笔从农,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广阔天地走了一遭。
        分配方案下来时,发觉尽是些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地方,只好一处处查查词典。我要去的衡水,竟在名册,位于河北省中部,有三点著名:盐碱地、老白干、白薯干。
        盐碱地,去的路上就开眼了,初春乍寒,久旱无雨,土地龟裂,白花花一片。这种贫瘠的土地最适合种高粱,当地农民的主食。青纱帐在文学作品里很浪漫,可是到了饭碗里咽下去,却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没营养没味道。
        妙的是这高粱酿酒甚好,就像酿酒的葡萄不好吃一样。衡水老白干67度,白酒中度数最高,赫赫有名。那些年我没少喝,也没少往城里带。至于白薯干,没怎么打交道,那是真正的干,可以捏成粉子,一般熬在粥里,一斤粗粮票买五斤。到了衡水,又派我们去阜城。再等两天,向我们宣布结果:五十几个北大同学加上八个清华的,都到县城南十几里的杨庙公社插队。
        拿工资当农民,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叫我们荣幸地赶上了。经过自由组合,我们分散在八个村子,从此各奔东西,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在县城等分配时有人打听到,原来这里也是革命老区,还有一个烈士陵园。一商量,四月五号清明节我们去扫墓,定能震动阜城,让这里的人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北大清华人,进村了!
        那一天,我们举着一个自制的特大花圈,“北大清华学生敬献”几个大字尤其醒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通往县城的大道。一条长龙,浩浩荡荡,庄重严肃。步行二十余里,来到烈士陵园,哪知一片冷清,没有青松绿叶,没有鲜花盛开,只是在一片林场的一角,有几个墓,估计多少年无人问津。
        献了花圈,我们默哀,无线电系的一个女同学文革时是井冈山兵团的主播,以她那沁人肺腑的金嗓子宣读了悼词。继承先烈的遗志,做战天斗地的新式农民,扎根农村,建设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阜城!

        革过命了,逛逛简陋乏味的县城,到了撮一顿的时候。那时我们已经拿到人生第一份薪水,自立了,也该庆贺。
        县诚有三个饭店,只有一个盛得下这几十个人,我们一拥而入拾席而坐,占满大堂,对店小二说:菜单不看了,好酒好肉请上来!店主面色为难:今天没有肉,只有鸡,成不成?过一把威虎山的瘾?正中下怀。就来个百鸡宴,可着你们会的花样做!
厨师大显身手,宰鸡切菜,几十个花样,盘盘有鸡,样样可口。一瓶瓶老白干打开了,大口吃菜大碗喝酒,不会喝的也要泯一口。痛快!我们情绪亢奋,高声喧哗,肆意发泄,旁若无人,心中都是五味杂陈啊。今日同饮落魄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月光下我们拖着步子回村。今天两件事,哪一个更是我们自己?哪一件会更让阜城老百姓津津乐道?也许我们以献花圈告别了纯情的过去,以百鸡宴开始了现实的人生?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集体活动,打那以后,只有个别往来走动,有些人甚至连一面都再也没看到了。我们化学、技物、历史系十个人,八男二女进驻杨庙大队,组成了新家。
        我中的其中两对是“朋友”关系,我占其一,对方是同班同学。解决了“终身大事”,自觉得下乡还踏实些。不过世事难料,祸福相依,后来单身汉调走的比较快,“两口子”都多呆了很多年。
        大队已经腾房子,安排我们分住在三家,“总部”住四人,这是每天集体活动的地方,洗漱,吃饭,聊天。三间北屋,一个大院,中间伙房,水缸,锅灶,风箱,炊具,碗筷,饭桌,条凳,一应俱全。我们的行李只包括被褥脸盆,几件衣服。和我睡在一个炕的,是我同年级同学。
        一墙之隔,是房子的主人,中间有个开口相通。兄弟三人,只有老二结了婚,有个女儿,六、七岁,老三、老大和病歪歪的母亲住另一侧。老三十上下,身强力壮,老实巴交,婚房盖了多年,就是找不到个MM,原来我们住的是他的新房。
        我们两边从不来往,只有不上学、衣着脏兮兮的小姑娘有时静悄悄地站在墙边看我们,或者拿一碗新下的鸡蛋,和我们换钱。有一次我偶然进入那个家,竟是一片破败,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像样的东西,那景象让我懵了。不过我是党的好儿女,想想世界上三分之二没解放的人比他们更穷,“台湾在国民党铁蹄下的阶级弟兄比他们更苦”,“美国资本家皮鞭下的工人比他们更惨”,心里就平静了。
        比起房东,我们是在天堂了。每月二号到公社财务科领官饷,二十四、五岁,就拿四十二块五。我们是三类地区,在六类地区的北京拿到四十六,八类地区的广州是四十八。公社书记对我们很客气,说他的工资五十一,行政二十三级,我们是二十四级,明年转正就赶上他了。
        过去我只听说过陆平是六级副部级,聂元梓是十三级地师级,算高干。没想到我们在这个权力的金字塔底端也有一席之地,在杨庙,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不仅拿官饷还要吃皇粮,定量四十五斤,旱涝保收。细量少粗粮多,我们就以粗换细、换蛋,叫“去粗取精”。

        家外面就是通往县城的大道,五天一集正在门口,熙熙攘攘,人群骚动,交易兴旺。我们东逛逛西看看、挑挑拣拣、划划价钱,装作是行家。鸡蛋五分钱一个,要对着太阳照照是否是“格窝”、开始孵了小鸡。猪肉八毛一斤,要量量肥膘有几指厚,好炼油。活鸡一块来钱一只,要摸摸膆子大不大,是不是刚喂过食。少少一点票子买一大堆吃的,乐在其中。不过很多我们得便宜卖乖之举,其实只是自作聪明,那些卖东西的老农,精明的很,我们哪是对手。
        其它村子的同学也来赶集,就在我们这歇歇脚、聊聊天,这里俨然成了世界革命中心。第一次宰鸡时还请了生物系的同学指导,怎么刀片轻轻一抹就放血?哪里是心、肝、胆、胃?如何庖丁解鸡大卸八块…我们后来又学会了“风鸡”,回家探亲时带上几只,让城里人尝尝鲜。我甚至回家带鸡蛋,那时的火车的挤,和现在北京上下班的地铁有一拼,无立脚之地,鸡蛋却每每完好无损。在农村,社员再穷,鸡蛋总是有的,生孩子坐月子是唯一的补养品。讲究吃二百、三百个鸡蛋,家有实力的五百个,甚至有八百的记录。这相当于每天吃十几个甚至几十个鸡蛋,据说都能吃出鸡屎味了,我老婆生孩子在上海,政府才给补助一斤鸡蛋,每天不到半个。我们轮流掌勺,两个人一班,留在家做饭,各显神通,使出小时候在家里学的那点本事。我会蒸窝窝头、擀面条、烙饼,算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开饭啦!香飘四溢,花样翻新,管饱管够,按需分配。钱,大伙均摊,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天好时我们就把桌子支到院子里,香味常常会吸引来一个人,大队书记,平时摆个领导的派头,拉他下水还不容易,酒端过去,烟递上去,也挺和蔼可亲的。我平时自己抽两毛钱的“战斗”,甚至卷大烟叶,也得留着几盒大前门琱j,应酬。
玉米粥是家常饭,每天少不了,我学农民的样子手托大海碗,转着圈嘬,不动筷子。我不喜欢他们有凳子不坐,蹲在上面吃饭的样子,太土。但是我和他们一样,棉袄披在身上,袖子不伸进去,有干部气派。
        有一次我和女友去上海探她父母,又是这个打扮,而且是一件文革时时兴的黄棉袄,上海早就过时了,未来的岳父母大惊失色,以为来了小混混,差点毙掉我这个毛脚女婿。

        不差钱、不愁吃,而且没人管。我们是一群失去了“组织”的人,却没有当年地下党寻找组织的渴望。县里、乡里、队里,都不来过问,一切靠自觉自律。别说,我们还真是和谐社会。
        只有一次,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把我们叫去,我们是老革命,和那些插队中学生娃娃兵缺少共同语言。倒是后来离我们四十里路的铁匠公社又来了一批大学生,不同学校的组成的“杂牌军”,还专门有两个人步行来我们这造访接上关系。
我们也不参加生产队的会议,都是些记工分算工分的事,和我们无关。最舒服的是回家探亲,不必请假,愿呆多久呆多久。有个历史系的同学,女友在不远的德州,大部分时间就泡在那边。我的“同床”室友,逮空就骑车几百里去邢台地区威县小住,看他的同班同学,硬是把这个名花有主的女中豪杰搞到手,后来结为伉俪。我自己也是存点钱全都仍在了铁路上,两个人去一次上海,火车票就是一个人的工资。

        远离政治漩涡,两耳不闻窗外事,生活在没有纷争的世外桃源,不用贫下中农再教育,不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用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已然心灵净化了。喧嚣的文革成了遥远的过去,北大也在话题中消失。
        英雄不问出处,我们是一群没有历史没有过去的人,从不谈往事,不问派别,不算旧帐,都是战友,每个人的“名片”只有三条信息:哪年入学,哪个系,哪里人。
        当地社员每天三出工:早饭前、上午、下午,我们则只出后两段,只有在六月初拔麦子那几天,出过全勤,摸着黑着就下地了,累得贼死,全身散架,腰酸腿疼好多天。平时的日子,队里钟声一响,我就到大树下集合,听从队长派活。
        那时我可佩服我们队长了,一个没文化的四十几岁的汉子,上百口子人,经他三下五除二一把拉,各有活干,井井有条,还要打浑逗科,恩威兼施。我总是被安排到跟“老太太”小姑娘一起,所谓老太太,就是刚结婚不久的妇女,岁数跟我差不多。而三十多岁的有孩子的妇女,称为“老妈妈”。那群女孩子,唧唧喳喳,笑声咯咯,歇着的时候比干活的时间长,我也随波逐流。如果靠工分吃饭,养活自己还真不太容易。队长常和这些小丫头斗嘴,骂的口头禅就是“不知愁的慌”,说她们整天没心没肺,也不为找个好婆家发愁。我倒觉得,“不知愁的慌”是个难得的好品质。

        唯一当壮劳力使唤的一次,是去修河。阜城缺水,每年冬季农活不忙县里都要组织挖河,大兵团作战,长官意志,人海战术,中国模式。一年下来,风沙把它们填上,来年再挖,重复着愚公移山的故事。这就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那一次又是几个公社会战,我才看到有这么多男劳力,一色的黑棉袄,密密麻麻分布在一个干枯的河床,按公社、大队、小队、人头分段包片,开展竞赛,热火朝天,好不壮观。
        我只管低着头,把下面的人扔上来的土挖起来,扔到更上面去。
        遍地里红旗招展,喇叭中歌声嘹亮,不时传来激动人心的战报,我又回到了大跃进的年代。最风光的是领导,他们视察了,慰问了,加油了,也报功了。我干的最多的活,是耪地和凿苗。前者是用大锄把土地刨松,后者是用小锄把野草和多余的小苗砍去。到处转战,我发现一个秘密,上级布置的杂交高粱, 队里只种在靠近路边的地,应付领导检查,那个东西高产。里面的地,却种的是玉米,给农民作口粮。队长捂着我的嘴,呵呵,与人斗,其乐无穷也。
        麦收以后,小麦都堆在场院,队里派我去看场,就是每天晚上睡在场院的小屋里。
        白天我也不闲着,和社员一起打场,把麦秸摊在地上,马拉着碾子来回压,使穗粒分离。我戴着草帽,光着脊梁,手执鞭子,吆喝指挥着马,不时还把麦秸翻一翻,自以为很像一个地道的农民了。和我同时看场的,还有两个老农,晚上我就和他们聊天,向贫下中农请教,非常虔诚,非常虚心,听他们讲队里的事。其中有一个是盲人,有点阅历,懂点中医。我正好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久医不治,就请他号脉,开中药,内寒肾虚啦,脾胃不和啦,以此开头,跟他学。后来我不看场了,还常去找他,有点忘年交的意思。他给别人号脉时,让我也试,教我。开的药方,给我讲每味药的用处,我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买了一本书自学,准备以后如果真的扎根农村,就吃这碗饭。
        先前农民分到麦子,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去磨面。那年队里买了一台磨面机,社员足不出村,就可以吃白面了。队里派我去收钱记帐,当“帐房先生”,磨一斤麦子一分钱,我每天进帐大把的票子,没几块钱。不过我还是一丝不苟,帐本上户名、斤数、钱数清清爽爽,按时向会计结帐。有人要套近乎,夹个塞,我是铁面无私,没门。不能辜负贫下中农的重托,要当好红管家。
        冬天的时候,没活,两个会唱歌的同学,被请到村里的文艺宣传队教革命样板戏,排整本的红灯记。我和历史系的一个同学派去刷大标语,每天提着一个石灰桶,手握排笔,走街串巷,见到大的墙面就写。这是我们的强项,文化大革命没少刷大标语,特别是清晨时偷偷摸摸,专在对立面的大字报上刷。我会黑体字,他会斜体字,一两个星期下来,杨庙村满目标语, 都是农业学大寨的,那时已经不兴“揪出示众”,“斗倒批臭”了。我们住处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毛泽东思想占领了又一个阵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娱乐生活基本是零。我记得一年多只看过一次电影,在场院,中间挂着大幕布,从两头看,“列宁在1917”看过多少遍了,还是饶有兴趣。有一个接吻的镜头,底下小小骚动,我后边的大队民兵连长大声喊道,咱回去也跟老婆干这个去!平时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写信、看书,照着照片画铅笔画,一年不上学却练成了近视眼。我写信给我们班分到各地的同学,回信也给别人看,没有隐私,豪言壮语不少。书,很多是看我的同屋的。在毕业分配时,我们纷纷到海淀把书当废纸卖掉,以为从此与它们拜拜,他却高瞻远瞩,借机低价收购,行李中包括了一箱子好书。

        冬去春来,日复一日,渐渐的,我们疲劳了、厌倦了、烦躁了。国家没有将“高薪养农”进行到底,约一年半后,给我们找了正事。我们迫不及待地撤离那个曾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家,简直是落荒而逃。“再教育”没有打分,没有评语,更没有学位。不过我牢记着这里的老师:蹭吃蹭喝书记,指挥若定的队长,一贫如洗的房东,江湖医术的瞎老头,没心没肺的姑娘们,狡黠的卖菜老农…我留在阜城,在一个公社中学教书,自由自在的日子没有了,无忧无虑的生活画上了句号。


        时光荏苒,忽然已经进入耄耄之年,我们那伙人,有的曾经身居高位,有的始终默默无闻。我们从杨庙的同一个起点出发,现在又走向同一个终点。往事如烟,神马都是浮云。我时常回国探亲旅行,特别会注视那些从农村来的老人,他们面色黝黑,皱纹深刻,目光胆怯,小心翼翼。即使好的衣着,也遮不住乡土气。我总是往事翻腾,心生感慨。如果不是某种机遇甚至是偶然,我可能一辈子都留在农村,生活完全是另一个轨迹,现在我观察我猜想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命运虽然往往不尽人意,但过去的时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给我们许多刻骨的回忆,都是心血,都是财富,都很温馨。
                                               

           

  因早有对象因此在农村多呆很多年

那年我从北大毕业後去了杨庙当农民

                                                                                                                                                     俄亥俄州    李橦

 

本文作者李简历
1963-1970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0-1978年到河北省阜城县插队,后任中学教师,也曾经在化肥厂工作。1979-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3-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化学文摘》社任科技情报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