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关于“爱字”的轶事种种
 

所谓“爱字”,就是喜欢书法。毛泽东堪称一代书法大师,他独成一格的毛体,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的地位是毋庸质疑的。他时常要田家英帮他借一些书法碑帖经典、历代优秀书法作品,玩味研读。显然是受毛泽东的影响,田家英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日趋浓厚。逢毛泽东恣兴挥毫,他便在一边细细观赏,并把毛泽东觉得不太满意丽丢弃在纸篓里的墨迹,捡回来收藏。就这样,他保留了毛泽东的不朽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那是在1949年4月23 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号外上,读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继而以号外消息的标题为题,一气草成七律一首。写成后,毛泽东觉得不甚满意,便将诗草一团,扔在了纸篓中。幸亏田家英被毛泽东勾起的翰墨情趣,致使他将这首诗捡了回来。
        1963年,田家英为毛泽东编辑《毛主席诗词》,将“钟山风雨起苍黄”的诗句收了进去,毛泽东这才又记起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为了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欣赏境界以及学术研究的需要,田家英虚心向一些精通此道的方家内行请教,和他们切磋品嚼,并专注于近现代书法名家作品的收藏。经常到田家英家欣赏品评藏品的有陈毅、谷牧、李一氓、胡绳、陈秉忱等。有时,同有此好的康生、陈伯达也都来过。

被田家英请得最多的座上客,就是陈秉忱。他走上革命之途,颇有些传奇色彩。
        1946年1月,叶剑英到北平军调处任中共代表时,带他随行,授衔少校。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当参谋。1949年毛泽东赴苏代表团中有位陈秉忱,即是他。
        陈秉忱在中国古书画鉴赏方面,既有家学渊源,又有深厚功力,还写得一手好字。说起他的字,那是真正的名声在外。当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签下的中苏友好条约的中文文本,就是由他抄写的。
        这个文本,后来一直存放在克里姆林宫内。田家英曾对女儿说:“你们老陈伯伯的字,那是书童伺候研墨练出来的,是受过系统训练的。”
        田家英和陈秉忱,是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正副主任。他俩除了工作关系外,还私交甚笃,以致达到了一种默契。每逢田家英购得书法佳作,或在鉴赏方面有什么问题要相与切磋之际,拨通陈秉忱的电话后,只说一个“请”字,无须再加第二个字。
        女儿们问:“爸爸,你给谁打电话呐?”
        “给陈老丈,就是老陈伯伯。”
        “光说一个请字,人家知道是什么事,会来吗?”
        “当然,不出10分钟,准到,不信你们等着看。”
        果然,要不了10分钟,女儿们就听到老陈伯伯那熟悉的步履声。因为对这位叫了“老陈伯伯”,有时也会来的陈伯达就被称作“陈老伯伯”。孩子们还是喜欢“老陈伯伯”。老陈伯伯没有女儿,就认了田家英的二女儿曾自作干女儿。
        田家英和康生、陈伯达等的书法金石交往,也有颇值得玩味的轶事。康生于书法确有素养和造诣,其字独具一格,章草韵味十足,行家称之为“康体”。他由此洋洋自得,据传曾戏言用脚趾头夹木棍,也比郭沫若写得强。
        他有时将亲书的人生格言,自镌的座右铭,赠与田家英。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田家英购得佳品,也不忘要他来欣赏。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凡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然而当田家英打电话给他,告诉新得金农的一幅字,他一听马上就坐起来了。
        在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近半年不和他说一句话;而康生则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又活跃起来。他“审时度势”,认为田家英在走下坡,送了一幅“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的对子,看似宽慰,但却从此悄然抹淡了和田家英的关系。
        1961年,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到杭州搞农村调查。杭州是文化名城,田家英在此收集了不少清人墨迹。以往到此,得暇就往古旧书店跑,这次,田家英和秘书逢先知在杭州书画社的内柜,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草书对子“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
        这副对子,田家英早就从30年代西泠印社出版的《金石家书画集》中看到过,当时还赞叹邓石如以善写篆隶行楷为长,想不到他的草书也写得这么好。见到真迹,田家英大喜过望,随即买下。当晚,田家英兴奋地请来浙江省委的负责人林乎加、薛驹一同欣赏。
        据传田家英后来还将此送毛泽东欣赏,毛泽东亦非常喜欢,借挂在他的书房里很久。出乎田家英意料的是,陈伯达为这副对子竟掀起了一场小的风波。不知是出于邓石如的名气,还是因为毛泽东喜欢这件作品,以收碑帖见长的陈伯达闻知后,几次向田家英提出将对子转让于他。
        遭拒绝后,陈伯达不死心,又托林乎加从中说和,仍然未成。


        无奈中,陈伯达竟然向林乎加索要浙江省博物馆馆藏邓石如草书“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的对子。
        林乎加直言相劝:“进了国家博物馆的东西怎么好拿出来,这么做是要犯错误的。”陈伯达这才悻然作罢。
        “来,认认我们的老祖宗。”
        中南海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父母的忙碌。每年总有些时日和父母的分离,更属司空见惯。
        从到毛泽东身边至1962年的10余年间,毛泽东对田家英十分信任与重视,亲点他起草重要文件,出巡带着他,调查指派他,大事托付他。因此田家英没有多少时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有一次,毛泽东出于关心,对田家英说:“出差时带上你的爱人一起走吧。”
        田家英回答道:“我可带不动她。”
        毛泽东不明其意,问了身边其它的人,才知道田家英妻子董边是《中国妇女》杂志总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噢,也是个写文章的人,和田家英一样。”
        所以,在中南海生活的那段日子,曾立、曾自姐妹和父母一起的时光,远不如和保姆在一起的长。然而,姐妹俩说:“一旦父亲有时间,他会尽量和我们在一起,把他的慈爱倾泻给我们。”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记不得是几年级了,曾立喜欢上了集邮。中南海里有许多孩子集邮,可能是互相濡染所致。
        田家英主管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处理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以及各国人士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来信。这个量相当大,负责处理来信的办公室里,堆着成捆成捆的信。这对集邮确有近水楼台之便,集邮的孩子也都设法从秘书室弄邮票。
因为工作繁冗,田家英从未对过手的邮品邮票多加琢磨,直到自己的女儿也对集邮发生了兴趣。他在关心女儿的爱好时,才对邮票留意起来,替女儿搜寻一些设计精美的或有收藏价值的邮品,甚至把难得的闲暇均出一部分,陪女儿侍弄邮票。
        每逢这一时刻,田家英和扬子们一样显得异常的欢快。他们围在泡着满满的花花绿绿邮票的脸盆边,小心翼翼地将邮票从信封上剥离。然后,设法将邮票尽量平整地晾干,插入集邮册中。
        时间长了,邮票越集越多,就开始分类,花卉类的、动物类的、运动类的、艺术类的等等。不知是由于田家英的职业启发,还是这一类别的邮票比较多的缘故,在五花八门的分类中,还专门集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4位领袖人物为专题的集邮册。
        在这一专题集邮册中,收集了出自各个国家印制的,各种风格和题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邮票。马克思、恩格斯的稍微少一些,斯大林的要多一些,列宁的最多。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田家英诙谐地对女儿们说:这个本子里收的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
        出于寓教于乐的意图吧,田家英几乎每次和孩子一起欣赏集邮册时,总要打开这个马、恩、列、斯专题的本子,说:“来,认认我们的老祖宗。”他一遍又一遍地指点着告诉孩子,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
        也许是因为外国人的相貌特征同中国人有差异,外国人的名字姓氏颠倒,比较长也不大好记,比如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加之好几个星期,才这么温习一遍,把这些人名记住再和肖像对上号,对孩子来说确有些难度。因此几次考试,孩子总不能完全答对。
        整日与马列主义理论相伴的田家英,不禁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感叹:“就这么几个人像都记不住,你们距离马列主义何止十万八千里!”
        有一次,田家英在曾自辨认出错时,有点要发急。但当他看到女儿既不解又不知所措的神情时,感到发急起不了丝毫作用。也是急中生智,他猛然想出一个简便的方法:“实在记不住,教你一个窍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按出生顺序排列,他们脸部的特征就是一个比一个胡子少,到毛主席就没有胡子了。”
        曾自说:“听父亲这么一说后,我再一看,马、恩、列、斯果然一个比一个胡子少。我一下就记住了,从此再没搞错过。当时就觉得父亲了不起,否则自己还不知得耗费多少时间死记硬背呢。”
 

“因祸得车”的经历
       

中南海里的许多女孩子,都曾是曾立所在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和李讷、刘少奇的女儿婷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谭震林的女儿毛毛、杨尚昆的女儿妞妞、胡乔木的女儿胜利等。
        师大女附中距中南海,说远不算很远,可说近也真不近。坐车有几站,乘车前后还得走两段路。中南海大多数在此就读的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曾立自然也想有一天能便捷地骑车往返。
        要学骑车,是绝对指望不上父母亲来教的。曾立早有打算,她找 了父亲的公务员王福瑞,因为他有一辆公家发的车,是那种进口的车梁很高的旧车。
        于是,把车推到距永福堂不远的居仁堂前的空阔处,她在王福瑞的扶持下学起来。
        一个多小时后,王福瑞松开了手,曾立已能自己晃晃悠悠地骑了。她越骑越快,把扶车人撇在了后面。她骑出了居仁堂的院子,沿着汽车道,骑过了怀仁堂,出中南海西门时,站岗的卫兵也没阻拦。她继续向西门斜对着的灵境胡同骑去,拐了几个弯,西单商场映人眼帘。她知道再往前骑,就到人流接踵的大街了。
        此时,曾立才想到自己还没学会上下车。她硬着头皮总算把车头调了过来,沿着原路返回,晃晃悠悠骑回了中南海。可是,车过怀仁堂,到居仁堂院子北门是一个大下坡,车轮越滚越快,笔直地向中海冲去。
        为了避免人车坠海,曾立紧急中一拐把,车子变了方向,又朝居仁堂北门边的哨位冲去。曾立不知如何是好,惊叫了起来。
        卫兵也一惊,待要去抓车把时,车子已经撞在哨位旁边的门墩上,前轮撞得七扭八歪,前叉子也变形了,曾立重重地摔在地上。
        撞坏了公家的车子,曾立自知轻则训斥、重则挨揍是难免了。谁知当她把学车的经过讲了一遍后,父亲脸上的怒气竟消逝了:“啊!你刚刚学车,居然就一个人骑着到西单兜了一圈?!”
        “不简单,不简单。”父亲的脸上绽出了笑容。他掏出钱,让王福瑞把公车修好,并吩咐说:“明天你陪我女儿去趟商场,帮她挑一辆自行车吧。”
        就这样,曾立不仅没有因祸得罚,反而“因祸得车”。
        “车买回来后,就好像买了什么奢侈品,父母老念叨这是高消费,就仿佛如今买了辆小轿车似的。”曾自在提及此事时,如是说:“那时父母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我姐姐在回忆文章中写过,父亲通过丰子恺‘阿大新,阿二旧,阿三补’的画,给我们讲物尽其用,不应嫌弃旧的、补过的衣服。其实那时的布衣服还没那么结实,到我这阿二就开始打补丁了。”
        中南海里有几位夫人,学照相自娱。母亲董边是从事写作、编辑工作的,从工作考虑,她觉得文章配些照片,效果更佳,还可以留些资料,所以也曾产生过买架照相机学学摄影的念头。她家完全有这个条件,但她最终还是没买。
        父母在这方面的自我约束,一点一滴地感染着孩子们。笔者亲眼在姐妹俩保存的相册中,看到了几张曾自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的照片。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不为毛泽东重用之后很快被扫地出门
            两个女儿看田家英最后一眼相当匆忙 (中)

                                                                                                                                                      佚名

 

                               田家英(1922 - 1966年) 简历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

                        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