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名字寄托对女儿的期望
        尽管能和子女们团聚的机会比一般人家要少得多,田家英对孩子们健康成长所投入的关注,并不比一般的家长少。曾立、曾自学龄前,父母一直是称呼她们的小名:“小英”、“二英”。大女儿要上小学了,田家英把两个女儿招呼到一起,说该给你们起学名了。他找出一本字典,一边翻阅一边和妻子商量。但挑了好几个字,都觉得不甚理想。
        于是,田家英放下了字典,在思考片刻后,对女儿说:“你们爸爸14岁就离开了家庭,独立在外,靠卖文生存和念书。我希望你们将来也不要依赖别人,而靠自己的努力开辟人生的道路。我想你们的学名,就一个叫‘自’,一个叫‘立’吧,合起来就是‘自立’。”妻子董边听了,马上表示赞同。因为曾立上学早,她就先挑选了个读起来顺口的“立”字。二英嫌“自”字念起来拗口,就缠着父亲给她改一个字。但田家英态度坚决地说:“还是这个名字好,这里含着爸爸对你们的希望。”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但父亲的良苦用心,姐妹俩则是在久经阅历之后,才逐渐体味到的。
        女儿从小生长在机关宿舍、幼儿园、小学,都是在干部子弟成堆的寄宿体制内生活,对社会几乎没有接触和了解。田家英很担心,一直在封闭的优越环境中,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人生的道路就可能走偏。
        一旦有空和女儿们在一起,田家英就会向她们灌输一些诸如脱离实际就学不到真才实学、必须到社会的最基层经风雨见世面、刻苦锻炼才会有出息的道理。但望着女儿们似懂非懂的眼神,他又陷入深深的思索。当时有不少老干部们也有类似的忧虑,但除了对晚辈言传身教的引导外,还设计不出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也许是受到毛泽东把自己刚从苏联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农村读社会大学的启发,田家英也想出了一个给女儿安排特殊学制的方法:在女儿上高中前,先到农村锻炼一年。
        田家英有位在解放战争以后逐渐熟悉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天天见面,他就是负责保卫工作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曾立搬进中南海时,就和王家住同一座楼,并很快和他家大女儿王志援成为莫逆。
        60年代初,王敬先因非正常缘故被调出中南海,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因为两家的关系好,田家英把自己的想法跟王敬先谈了。王敬先虽出身工人家庭,长期从事保卫工作,但对党内秀才田家英一直心存钦佩。他认为田家英的想法很好,陪田家英一起到江苏省太仓专区的乡村,选了一个村子作锻炼点,并提出让自己和曾立同年级的女儿一块儿到那里锻炼。
        地址选好后,田家英回京,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到农村去看看,体会一下老百姓的生活,看看稻谷是怎样长出来的。虽然这会耽误一年高中课程,但从劳动人民身上,你会学到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一课非上不可,对你们的一生都是有益的。”
        然而,形势发生了变化,曾立初三的毕业考试尚未进行,“文革”波澜骤起,田家英的这一设想未能实施。

刘少奇女儿说我们家生活挺紧的
        在刚搬到南船坞的时候,二女儿曾自还未到学龄,就近上了中南海幼儿园。因从南船坞到幼儿园有一段距离,往返幼儿园要坐用木板封闭的三轮儿童车,同车的都是住在南船坞的警卫局干部的孩子。和姐姐曾立比起来,曾自相对顽皮一点。有一次,蹬儿童车的员工在半路上遇到个熟人,便停下车聊上了。车里的孩子们感觉车半天不动,憋不住了,嬉闹成一堆,车子一下失去平衡,翻了。
        翻车了,蹭破胳膊碰脑袋还不算严重,万一……责任难当,翻车遂成了幼儿园的大事件。老师找到了坐儿童车的孩子的家里,保姆笑着脸送走了老师,一转身脸就拉长了,狠狠地训了曾自一顿。
这些话偏巧被走到家门口的母亲听见了,她还没跨进门就说:“训得好!”
        许多年后曾自回忆说:“这种情况出现过许多回,只要保姆在理,不管训得多重,甚至用扫帚揍我们,母亲都站在保姆一边,从不袒护我们,但她自己从没动过我们一指头。”
        1965年,曾自小学毕业,也进了师大女附中,和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分在同一个班。中南海的孩子们,在同一所学校学习的情况挺普遍,但在一个班的就罕有了。
        刚入学时,班里的学生干部是由老师指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女儿被任命为中队长。刘婷婷和曾自在一个小队,分别被指定为小队长和小队副。刘婷婷的学习很好,特别是英语,后来由同学自选班干部时,她被选为中队学习委员。
        曾自和刘婷婷在中南海里见过面,但没什么来往。上师大女附中后,因为在一个小队,又都负点责,有时在一起商量小队工作,渐渐熟悉起来。一次,她们在中海一个码头边的亭子里研究小队活动事宜,研究完了,便扯起了女孩子的话题。曾自认为刘婷婷的宽背带裙子好看,婷婷告诉她是人家送的布料做的,挺一般的。说完,她又冒了一句:其实,我们家生活挺紧张的,条件也许还不如你们家呢。”
        曾自在追溯往事时说:“当时我听了她的话有些不相信,共和国主席的家能不如我家?”
        但事实的确如此。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收入只有工资一项,刘少奇家子女多,还有老人要赡养,生活费、学杂费、房租、水电费、雇保姆、交际花销……剩下的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没多少了。所以婷婷说的是实话,刘家的情况,还真不如有些夫妻资格都挺老、孩子相对比较少的人家宽裕。儿女们觉得家庭生活挺紧张,这就是当年共和国主席的家庭。
 

那隔着门缝的一瞥是和父亲永诀
        1962年夏季以后,毛泽东对田家英就有了右倾的看法。到了1965年,田家英已经不太受毛泽东的重用了。而且党和国家两个主席,在对时局的认识和大政方针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田家英夹在中间很难受。在那段时间里,田家英曾提出过到基层,当县委书记搞调查,毛泽东不放他走;他又提出过离开现岗位,潜心他曾下过多年功夫的清史研究,毛泽东说你这是要搞本本主义,还是不批准。
处于这种半闲置的状态,反而使他有较多的时间在家了。曾自回忆说:“那一段,是我们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日子,也是家里最热闹的一段日子。”
        每天黄昏后,田家英就从永福堂的办公室,溜达到南船坞的家。饭菜端上来了,一家6口人围坐在一张矮矮的小圆桌旁,有的坐沙发,有的坐小板凳。那桌子是机关处理的旧家具,很便宜。
田家英通常是靠墙坐在最里面,因为他坐那儿就不动了,添饭由坐在外边的保姆或孩子帮着添。田家英是个爱讲话的人,嘴里嚼着饭菜也不闲着,还经常有些幽默诙谐的段子,往往是不光逗乐了别人,也逗得自己哈哈大笑。
        “父亲一笑,就是仰脖大笑,整个身子都靠在了墙上。而那时的墙上刷的墙粉一蹭就掉。父亲吃完饭走出来的时候,常常是一背的白粉。我家保姆是老人了,说话没什么顾忌,常指着父亲一背的白粉说:你也是个不小的干部了,总那么大大咧咧,埋汰了仪表”。
        然而,这种欢悦和轻松的日子却不可能长久地延续了。1966年春节以后,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往,没有更重要的任务压身,这种会议田家英都列席,可这次他失去了资格。
一位参加会议的“秀才”,回京后向田家英透了些口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吴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吴进步还批评批评吴;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他就连批评都不批评了。从1948年到1966年,田家英追随毛泽东18年,宵衣旰食,惕厉克己,可毛泽东给他的最终评价,却是连半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如。
        他闻言感伤,心情益发沉重了,但女儿们却丝毫没有察觉。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4人问题的中央专案处理小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次日午夜,就发生了已处于受批判状态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田家英,马上就要被触及到了。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曾立像以往一样,带着书本躲进瀛台。上中学以后,曾立的星期天都是在三面环水的瀛台度过的。这天午后,正在瀛台读书的曾立,看见父亲和他的秘书逢先知,一面谈着什么,一面朝自己这边走来。曾立有些奇怪,父亲怎么忽生雅兴到瀛台散步,便迎上前询问。父亲说不为什么,随便走走,顺便看看这里是不是能游泳了,说着,还把手伸进水里试了试,然后继续向前走去。
        晚饭后,不知是一种什么念头驱使,曾立、曾自姐妹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前。刚要推门,就被闻声而来的母亲拦阻了。她神情严肃地对女儿说:“爸爸这儿有事,你们回自己的房间去吧。”姐妹俩不甘心地向办公室里望了一眼,只见台案、地上,都散乱着文件和纸片。父亲站在台案边,双眉紧蹙。房间里还有几个陌生人,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唯一一个认识的,是在秘书室工作过多年的戚本禹。他门在下午,也就是曾立看见父亲散步的时候,就到这里来了。
        情况显然有些不妙,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时,她们还都是中学生,尽管心中有些不安,但也不可能往更险恶处联想。第二天,她们又像往常一样上学去了。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昨晚那隔着门缝的一瞥,竟是和父亲的永诀。当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姐妹俩突然得知,中南海已经对她们一家关上了大门。此后一个月内,她们被迫搬了3次家。
        几个月之后,她们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一声“必须和你们的父亲划清界线”的警告,剥夺了她们悲恸的权力。又过了很久很久,她们听说父亲在辞世前曾留下了几行字:“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每底。”这使她们心底又蕴藏下期盼,父亲也许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反革命黑帮,或许有一天,历史会还给父亲清白。14年后,当永福堂院内的杏树、海棠树到了又翻新绿的季节,曾立、曾自姐妹得到通知,去参加一个迟到的追悼会:党中央为她们的父亲洗雪了冤屈。昔日她们对父亲的亲情和敬慕,如今又还原于她们的胸襟。

 

【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最后一天”】
        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董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的生离死别。

 

           

不为毛泽东重用之后很快被扫地出门
            两个女儿看田家英最后一眼相当匆忙 (下)

                                                                                                                                                      佚名

 

                               田家英(1922 - 1966年) 简历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

                        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