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于1923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邯郸的一个小房产主家庭。
        我的父亲曾是铁路员工,但是他早年去世。我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我有一个大我5岁的姐姐,和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
        我7岁时进邯郸的小学读书。1937年6月小学毕业,去保定参加考试,顺利考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正在看榜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喊:“你们快回家吧!日本鬼子打到卢沟桥了!”我立即买了车票坐火车回到邯郸。两天后姐姐从北京赶回家来。由于父亲去世的早,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生活。
        姐姐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受到进步学生影响,卢沟桥事变发生,形势急转直下。姐姐从北京回家来跟母亲商量,决定举家往南逃难去。
        1937年10月,我们一家四人踏上了逃难之路。
        先是乘火车从邯郸经郑州,到达当时的河南省首府开封。此时,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姐姐和我在滞留开封期间,自愿参加了护理抗日伤兵的工作。国难当头,我们也尽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1938年,我们一家继续逃难的行程。这次是从河南省的开封,乘火车经陕西省的西安,到长江边的抗日重镇湖北省的汉口。
        姐姐通过熟人结识了沈钧儒、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和陶行知等著名人物,他们尽力帮助我姐姐这个带领我们全家逃难的进步青年。我在汉口才开始被战争耽搁了的中学学习。不久就随战时的难童保育院向四川转移,搭乘著名的民生公司航行在长江的轮船,从汉口过三峡到达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
        在重庆,姐姐进南迁的天津南开中学继续学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把她引荐给在重庆的南开校友周恩来。
        自1938年至1941年,姐姐一边在南开中学学习,一边给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办事处做传递文件的秘密工作。母亲在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管理难童们的生活。
        我入重庆北碚的国立二中读初中,1941年夏在合川中学初中毕业。此时组织考虑一直为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做秘密工作的姐姐,在重庆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决定让她带着我们一家人转去延安。
        于是在1941年夏末,我们一家四口与同路的近百人,搭乘八路军办事处的三辆大卡车,一行前往延安。辗转半个月时间到达延安,我进入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当时的同班同学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古城延安,那时候是穷乡僻壤的地方。由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吸引了全国青年学生和海外爱国华侨青年的热情向往,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革命圣地”。
        当然,也有许多外国友人慕名而来,那些在夜晚抵达延安的外国人看见依山而建窑洞的层叠油灯光,以为延安是像香港或山城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呢。结果天亮一看,延河两岸就是黄土高原的秃山。
        由于队伍的快速壮大,使本就经济落后的延安负担加重。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延安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在整个的延安生活中。
        延安大学的男同学们,参加像南泥湾359旅那样的开荒种地;女同学和家属就做纺线线和织毛衣等工作。那期间我参加了妇女们的织毛衣工作,有一天有个同志送给我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群围坐的妇女正在参加大生产的现场情景。
        照片的前面有个带着孩子女同志在绕线团,还有正在织毛衣我。原来这是延安的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我当时正在专心织毛衣,并不知道他拍下了这个对我十分有纪念意义的参加大生产运动的瞬间场面。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我在延安的生活实际,我后来一直妥善地将这张珍贵的照片保留至今。
        我在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仅半年时间,就于1942年转为延安大学建立的俄文系。
        在俄文系学习近一年,与中央军委培训军事翻译的俄文大队合并为延安俄文学校,属于军委四局(负责翻译外文资料),首位领导是曾涌泉,之后由叶剑英领导。
        此后,俄文学校又加入英文系,改名“延安外文学校”,由杨尚昆领导。
        依据当年同学何理良(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夫人)回忆: 1941年后半年成立军委俄文大队和1942年初成立延安大学俄文系,这两个机构在1942年底合并为延安俄文学校,共有学员约100人,前后经历四年时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8月结业。由于延安审干整风和国民党封锁青年学生来延安,后来再没有招收学员。
        俄文学校的教员分为语言教员和语法教员。语言教员3人:教1、2班的是越南人黄正光,(后来回到越南后在越南科学院工作);教3、4班的是朝鲜人李荣华,(他的俄语发音被苏联人认为足够苏联广播员的水平)。以上两个外国教员的中文都不行,所以使用俄语进行教学。
        还有一个语言教员,是共产国际派去苏联学习航空的中国人常贤昆。语法教员4人:刘群和宗义(他们来延安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该校由白俄教授用俄语教学,所以有俄语基础),颜化飞(解放后的北京外语学院付院长),赵洵(解放后的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副校长)。
        在延安俄文学校期间,遭遇到“延安整风”运动。由于我的年纪小而且经历简单,所以没有被列为怀疑对象。我在整风运动中被分配的任务是“看着”被怀疑有问题的人。我因而接触到的好几个人,在我看来都是很好的大姐,她们满怀理想和热情投奔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却被怀疑有政治问题。
        我弄不明白整风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同情这些被冤枉的大姐们。其中印象突出的是一位姓李的河南女同学突然就把她给抓起来了,分配由我随时随地看着她,连上厕所都要跟着。她就对我说:小妹,我不是坏人,我来延安参加革命不为名不为利,我不会自杀,以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果她气不过,索性嫁给了一个在延安的外国友人,这样就可以不再被整了。还有几个被当成坏人的同学,后来就消失不见了。
        我在延安俄文学校学习时经历过一件特别的事情,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苏联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孙平。孙平常驻中国工作,正需要学习中文。由于当时我在学习俄文,俄文学校的党组织就让我在课业之余去教孙平学中文,同时也可以在教他中文的过程中,提高我的俄文程度。之所以选派我,组织上说因为我年纪小,单身的外国人不会对我有越轨动机。还嘱咐我,如果他有什么不轨行为可以告诉组织来处理。从1943年至1945年期间,我和孙平之间互教互学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接触到的孙平这个苏联人很和蔼很本分,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待我,没有丝毫的不礼貌举动。
        当我在1953年获悉他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那时我才知道他只活到48岁。而我在此10年前认识他时,他看上去就像48岁的样子。
        去教孙平学中文的时间,都是我在白天上课后的傍晚时分。从俄文学校所在地的清凉山趟水过延河,到对面的“文化沟”他住的窑洞。那个地方原名“大砭沟”,由于肖三在那里搞了个文化俱乐部,于是延安人就把那地方叫做“文化沟”。孙平住地的窑洞有两层,他住在下层。
        我们的相互教学结束时都在天黑的晚上,遇到雨季延河涨水,他就同他的马夫送我骑马过河。
        后来我发现他住的窑洞上层,是附属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延安儿童艺术学园的学生宿舍,我认识了住在那里的三个比我年轻的小姑娘中的“灰娃”(理召)。于是遇到天太晚或刮风下雨的天气,我就住在“灰娃”她们的窑洞。
        据“灰娃”回忆,她们虽然与孙平是住上下层窑洞的近邻,却很少见到深居简出的孙平。他平时也不跟中国人来往,看来我算是跟他接触多的人了。
        1950年初我在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赴任途中,在满洲里火车站等待换接苏联铁轨时,偶然巧遇也在候车的孙平夫妇。
        孙平一眼认出了带着一岁多儿子的我,那时我们已多年未见,他的夫人紧紧拥抱我说:“你是我们的恩人,你这个小老师当年在延安教他学中文,他后来才有机会担任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
        在从满洲里到莫斯科的几天里,我和孙平夫妇在火车旅途上朝夕相处,他们非常喜欢我的儿子,我们交谈了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家常话。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孙平夫人说,由于我们分别在中苏两国的外交部任职,所以很遗憾就不能请你来我家做客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意外地见到孙平,此后出于外事纪律而再无任何私人联系,之后,他就去世了。
        直到子女协助我写此回忆录,获知我跟孙平在延安的接触,上网查到孙平的历史背景。我这才知道他跟引发国际关注的《延安日记》直接相关。
        我后来看过《延安日记》的有争议部分,凭我对孙平其人在延安时候的性情了解,我认为书里的那些激烈的倾向性话语和观点,是中苏两党反目之后,苏共政治宣传刻意为之的篡改和捏造。
        孙平性情平和稳健,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许多,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女儿对待。
        孙平不是那样偏激的人,我当时只把他当作延安的国际友人,从未过问他的身份背景。
        现在知道他是资深的情报专家,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显然会更加客观地处理所接触到的事物,尤其在其个人日记里,更不应该带有明显宣传倾向的观念和语气。
        网上资料披露的孙平的生平简历为: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1938年5月至1940年期间,以塔斯社特派记者身份派往中国,在兰州苏联军事代表处搞情报工作。1941年4月至8月,再度来华,到过兰州、西安等地。1942年5月,被第三次派往中国,长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他此次的公开身份仍为塔斯社记者,实际身份则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地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主要任务是收集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重点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
        他在枣园、杨家岭等地住过。中国同志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孙平”。还作为唯一的苏联客人列席中共“七大”各次会议。他多次在毛泽东经他的电台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或信件中私下加上自己的意见。
1945年11月,他结束在延安三年零六个月的工作和生活,返回莫斯科。1946年在苏联外交部工作。1948年至1951年第四次来华,担任苏联政府驻上海总领事。1952年,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1953年9月10日,在莫斯科病逝,年仅48岁。
        1945年阳历8月15日,我们在延安迎来了日本投降的重大日子。中国政治形势随之急转,我于阴历八月十五那天和一批干部奉命离开了延安奔赴东北。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曾被牵连进整人的队伍後来又被人整
我在延安生活时期那些难忘的往事

                                                                                                                                                                加州    郁兰

 

                               本文作者郁兰简历:
                                    1923年出生,1941年随全家进入延安,进入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1942年进入延安大学俄

                                    文系攻读俄文,1945年被分配到苏联官方在大连主办的《实话》报社工作,1947年先在哈

                                    尔滨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之后调中共政权的哈尔滨市政府任市长秘书。1950年初任职莫

                                    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主管在苏联的最早一批特派中国留学生事务,负责与苏联政府和高

                                    等院校协调留学生的学习问题及生活费的发放。1953年被调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回到北

                                    京的外交部。1953年7月到第一汽车制造厂上班,最初的工作是在长春的伪满皇帝溥仪的皇宫里办公,负责整理工业图纸。由于建厂初期的设计图纸都来自苏联工程师,所以需要识别图纸上的俄文内容。此后一直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从事技术情报工作,1985年长春汽车研究所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