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我随队伍一路行军穿过山西、行经张家口到承德停留数月,之后进入东北,到达辽宁省大连。我被分配到苏联官方在大连主办的《实话》报社工作,从俄文翻译政治时事文章。在大连工作一年后,乘轮船过海,经朝鲜平壤转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
        1947年我先在哈尔滨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之后调中共政权的哈尔滨市政府任市长秘书。在此期间,我与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于1948年结婚。因夫妻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故转调哈尔滨市人民法院任候补审判员,负责处理在哈尔滨居住的大量白俄居民涉及的法律案件,所学的俄文继续派上用场。
        在哈尔滨我见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靡一时的聂元梓和叶群,林彪夫人叶群在延安时曾经到我所在的俄文班听过课,那时就认识她。
后来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林彪到苏联治病,在莫斯科我又见到了叶群。她一向给我的印象是个文静的女人,跟文革中那个嚣张的权利之徒判若两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驻华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受邀观看开国大典。仪式结束后,周恩来的秘书走过来,交给他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齐赫文斯基立即明白了这封信的深意,马上将其译成俄文,发回莫斯科。
        开国大典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就发到了中南海。
        10月2日,中国收到了苏联方面的相关文件,并决定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引自《国际先驱导报》文章《揭秘新中国外交60年》,2009年)
        1949年10月,王稼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他在组建驻苏联大使馆班子时,调当时在哈尔滨市政府工作的我丈夫去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随即前往莫斯科任一等秘书后转任政务参赞,负责建馆等行政工作。
        我于1950年初去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赴任,主管在苏联的最早一批特派中国留学生事务,负责与苏联政府和高等院校协调留学生的学习问题及生活费的发放。 我们夫妇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期间,当年曾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康生,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于1952年又对其曾经领导的中共东北地下党同志展开整肃。
        我丈夫是1933年在中东铁路当火车司机时参加革命、1934年入党的中共东北地下党干部。因为在日寇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组织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拒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因而被关押在哈尔滨的日本宪兵监狱长达八年。直到日本投降才获自由,并立即接上组织关系,配合东北抗日联军的李兆麟将军投入解放东北的工作中。因为他活着出了监狱,就被怀疑有叛变行为,为此他被勒令回国,审查其历史问题。适逢张闻天继王稼祥之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不久前我才从披露的史料获知,张闻天在中共执政后,本想从事他在美国留学的经济事务,但毛泽东担心他会因此功高盖主,就把他给支到国外去干他不情愿的外交事务。
        据当年跟随张闻天到苏联大使馆工作的随同人员这样回忆:
        “根据张闻天的作法,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总是要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找各级干部谈话。等大体模清情况后,就对以往工作进行总结,指出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以前工作的优缺点,确定今后的方针和措施。经过领导层集体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向广大干部报告和传达,还请大家酝酿讨论,提出不同意见和落实办法。”
        回忆者这样认为:“这套作法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对开展和改进工作很有好处。但据我跟他十多年所见,他的作法有点过分认真,不大合乎中国的习俗和党内的风气。”
        他接着分析说:“这就是人们都愿意听好不听坏,喜欢听表扬不喜欢听批评。而张闻天对这点恰恰注意不够,往往是对过去的成绩讲得粗略,对存在的问题抠得细,尤其很少听见他表扬人。这就使他每到一个单位总容易得罪一些前任领导。例如在辽东省就得罪了省长刘澜波,宣传部长王铮等人;到驻苏使馆就得罪了原任大使王稼祥、参赞戈宝权;回到外交部又得罪了原来主持常务的副部长李克农。所以他的夫人后来就常对我说,闻天真是个书呆子。”
        “果然,到苏联使馆,张闻天又用这套办法总结和开展工作了。根据调查了解,他发现使馆人员大多情绪不高,平时不知道做什么,光搞些送往迎来和礼宾的那一套工作,也有点烦,所以一些人就不大安心,觉得不如在国内工作痛快。”
        “前任大使王稼祥为了安抚大家和稳定情绪,就说了个比方,把使馆比做远离祖国的孤岛,要大家为了革命要耐得住孤岛的寂寞,不要老想家,甚至说过使馆只要‘四个人,够一桌麻将就行了’这样的话,可见他对使馆工作和任务搞得不对头。”“更重要的是,在建国初期,外交工作的中心是抓什么,日常工作如何安排,这类问题,不但驻苏使馆,其他许多使馆也都没有解决。据我了解,连外交部也并不明确。张闻天在他长期研究国际问题、外交工作以及在了解使馆以前工作的基础上,于到任的一个月后,向全体人员作了使馆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使馆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提出研究驻在国情况及其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根本任务。只有充分地作好了这项工作,才能真正的处理好两国关系,也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党和国家的耳目作用。”

回忆者这样接着说:“到了驻苏使馆之后,他还宣布,为了加强使馆内的调研工作,使馆需要增设研究室。此外,他还规定了组织各部门学习外交业务和驻在国语言、实行集体领导和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内部的规章制度,进行使馆内的业务建设。此后不久,他又以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派代表的身份视察了驻东欧各国使馆,回来后写了贯彻上述精神的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通报所有驻外使馆执行。在他当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又根据这一精神,并加以补充和发展,在部内全面推广。因此应该说,是张闻天开创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业务建设,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
        “但是由于他1959年就被打倒,后来中央给他平了反,但外交部却一直没有对1959年的错误批判作过认真清算,所以他对外交业务建设的贡献也就不再被提起,为人们所淡忘了。”
        在我看来,张闻天当时满腹牢骚地来到莫斯科,正好碰上康生整肃代表地下党,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把自己受到的一肚子怨气撒到我们夫妇身上,他们甚至强制我与被怀疑有历史问题的丈夫以离婚划清界线。
我对这样的粗暴处理拒不接受,他们就对不服从他们旨意的我施加压力,我仍然不服,为此受到牵连。
这样的举动使得我在丈夫离开之后,于1953年也被调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回到北京的外交部。
        这时候,我们夫妇两人都受到降级、降职的处分,我们两人因此不明不白地背了大半辈子的黑锅。
文革之后,组织上纠正以往造成的历史错误,这时候的我,执着地找到了当时还活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我想她讲述了我因为在驻苏使馆期间不服领导决定,遭到外交部处分而严重影响了我的一生命运。
时任要职的长征干部刘英,听闻之后吃惊地说,我们当时就是觉得你这个延安小老干部,竟敢不听领导的话,只不过是想教训一下你而已,我没想到外交部会给了你那么严厉的处分。
        (在这里插一句,刘英和张闻天当年的认识也很传奇,被很多文艺作品广为传诵。1929年,当时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的张闻天,身兼中国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前身)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教员,经常去为该校的学员们讲课。
        而此时的刘英,受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和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的派遣正在此校学习。期间,她多次聆听了张闻天的讲课,也曾当面向他讨教过许多问题。
        刘英被这位文雅学者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个人魅力所折服,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张闻天也对这个聪颖好学美丽大方的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两人的相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再后来,他们成为了一对互补的搭档。)
        听到我诉说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惨状之后,在文革中也被人狠整了的刘英,立即给外交部写信说明当时的情况,结果,外交部取消了几十年前给我的那个处分。但这时候的我年龄已经很大了,都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龄,因拒绝组织要求的离婚便受到无端处分,我这才切身明白了延安整风到底是怎么一回整人的事了。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东北长春开工建厂。当时任职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长是我们在哈尔滨市政府工作时的领导,他在获知我们夫妇被调回国现在正好在外交部的事情,便向国务院认真地点名调我们两人去长春工作,参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厂工作。
        于是我们夫妇带着外交部强加的不公正降级处分奔赴长春。
        我于1953年7月到第一汽车制造厂上班,最初的工作是在长春的伪满皇帝溥仪的皇宫里办公,负责整理工业图纸。由于建厂初期的设计图纸都来自苏联工程师,所以需要识别图纸上的俄文内容。
        此后我一直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从事技术情报工作,1985年我62岁时在长春汽车研究所离休。
        在延安俄文学校期间学习的俄语,自1940年代和1950年代我的工作中起过作用,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反目以后,就没再用过。
        文化大革命中我不但再次因为丈夫的历史问题被牵连,而且因为我们都通晓俄文,又在苏联工作过,还被怀疑为“苏修”特务而遭诬陷。给出的罪名居然是说我深夜躲在被窝里给苏联发电报,无稽之谈到了荒唐可笑程度。

           

曾被牵连进整人的队伍後来又被人整
我在延安生活时期那些难忘的往事(下)

                                                                                                                                                                加州    郁兰

 

                               本文作者郁兰简历:
                                    1923年出生,1941年随全家进入延安,进入延安大学高中部学习。1942年进入延安大学俄

                                    文系攻读俄文,1945年被分配到苏联官方在大连主办的《实话》报社工作,1947年先在哈

                                    尔滨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之后调中共政权的哈尔滨市政府任市长秘书。1950年初任职莫

                                    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主管在苏联的最早一批特派中国留学生事务,负责与苏联政府和高

                                    等院校协调留学生的学习问题及生活费的发放。1953年被调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回到北

                                    京的外交部。1953年7月到第一汽车制造厂上班,最初的工作是在长春的伪满皇帝溥仪的皇宫里办公,负责整理工业图纸。由于建厂初期的设计图纸都来自苏联工程师,所以需要识别图纸上的俄文内容。此后一直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从事技术情报工作,1985年长春汽车研究所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