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近邻,就是和自己家住处接近的人家。几十年来,我从老家山西到北京,后来又到加拿大、美国,先后遇到过十几家邻居,除一家外,都相处得很好。真所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的体会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首先能够帮上忙的,就是邻居。
        记得日寇投降、阎锡山光复山西后,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在城里姥姥家念书,而阎锡山的横征暴敛,使人民重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自从我们的父亲被日寇杀害后,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孤儿寡母生活,十分困难。那时好象刚刚有了电灯,但母亲怕费电,晚上很少开灯,弄个小油灯照明。那时我非常好学,但晚上想读书很困难,邻居就是住在西厢房的窦家,男主人好象在阎锡山政府里做事,生活条件自然要比我们老百姓宽裕多了。一到晚上,他家的大灯会从窗户上射到院子里,照得半个院子都象十五的月亮。我就凑在他家窗下读起书来。一来二去,他家发现后,每晚便有意识的开两小时灯,为我学习创造条件,使我受益匪浅。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将近两年。但他家从未和我提起过。说明人家还是很维护我的自尊心的。据说,解放军打到我们那里,他们随阎政府撤退时,全家失散,以后再无消息。
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有时仍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曾拿这件事,结合古人以囊装萤读书和映雪读书的典故说给我的小外孙们听,藉以激励他们刻苦读书。

1949年底我们那里实行土改,但形式要缓和多了,土改工作队只是贴出了地主名单,把我的伯母和两个堂兄划成了地主,我们住在城里的人就无人过问了,但是我们家的土地和家具分给贫下中农了。当时伯母的一个大衣箱,也被贴上封条,由于衣箱里有些衣物是伯母的女婿存放的,伯母觉得不好向女婿交待,向住在我们院里门房的老邻居贾伯母哭诉,贾伯母当即表示,她是贫下中农,出了事她顶着,并立即去找了工作队,将人家的衣物取出,还给人家。
        说实在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不是至交,不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谁肯替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不好,扣上“地主走狗”的帽子,怎么生活下去呢。
        文革中我母亲、哥哥受迫害回到老家,母亲住在城里,哥哥回到农村,被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这位贾伯母怕我哥遭罪,首当其冲的要我哥住在他家监改,自然受到了她的不少照顾,不但有饱饭吃,活茬也只是到盐碱地里刮盐、晒盐,与其它活茬相比,轻松了许多。
        隔三差五她还拿些土特产进城送给我的母亲。我们兄妹几人都和她有很深厚的感情。每逢她进城,当时在中学里当校长的弟弟,总要带她到饭馆里吃上一顿并买些食品给她,还要骑车将她送到村口。晚年她身体不好,我将寿衣料买好寄给她,做好后,还高兴的穿起来让我母亲看过。六十年代我的二堂兄曾想将她接到沈阳同住,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每念及此,就有遗憾之感。其实我家也并不是地主,这是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的结论。何况家里有好几人早就参加了革命,我的父亲是还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殉难的烈士呢。而贾伯母夫妇则是抗日战争前就住在我们的院子里,直至后来我家里人纷纷离开外出,他们也始终未离开我们的院子。
        解放后在北京遇到的第一位邻居就是当时我们住在王府井帅府园的邻居马家,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和马家相处亲如一家。
        他们家女主人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工作,我和母亲常被邀请去看戏。那时四大名旦还都健在,著名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等经常在这里演出。我有幸到后台看过尚小云化妆。我之所以迷上京剧就是在这个时代。正好当时进行了一次全国各剧种的汇演,我作为每晚要写汇演简报的工作人员各个剧种几乎都看了一遍,特别是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也常从邻居那里听到不少戏剧界的新闻和花絮,所以特别愿意和邻居聊天。后来发展到每周必有一天下班后和我那位会拉胡琴的女友去长安、吉祥剧院看戏,回到宿舍还谈得津津有味。可惜到了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看戏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没有了,但我始终留恋这段生活,为我日后学京剧打下了基础。老年到了洛杉矶,在大正日间保健中心京剧组,竟然学会了八、九段京剧呢,这是后话。
        我们和这位邻居各自搬了家后,仍然经常联系。每当马太太来看我母亲总要送给她二两最好的花茶,而母亲也要把她最稀罕的食品回赠她。
        在发生粮食困难的那几年,我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这位邻居家人口多,粮食有互补余地,她又是旗人的小姐,烹调技术高,粗粮也能细做。隔一段时间就叫我去她家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我真的是既感激又佩服。
        文革中我先生被关进牛棚,我又被下放劳动,院子里有一家被盗窃分子撬锁,丢了不少东西。我家由于我那个学古汉语的弟弟认准了多上锁安全系数就大的观点,把我那个不大牢靠的门安上了三把锁。盗窃分子可能撬烦了,而未全撬开,才得于幸免。但我仍然提心吊胆,担心小偷再来光顾。这位邻居听到后,全然不顾被扣上和我们界限不清的帽子,叫他的儿子晚上蹬三轮车将我的一箱衣物,拉到她家,存放起来,直到我下放结束。
        九十年代末,我先生去世,她几次劝我搬到她家,免我一人孤独,并要帮我料理饮食,我觉得她们夫妇已年老体衰,婉言谢绝了。
        谁想2007年我回北京后听我哥说,她们夫妇竟在一周内因心脏病发作都去世了。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六十年代初,我在崇文门孝顺胡同住过一段时间,遇到一位邻居老太太,曾是上棉十七厂的工人,既能干又热情。
        那时我先生经常出差,常常是我一人在家,冬天要生蜂窝煤炉子,我六点钟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但总是不得要领,蹲在地下用嘴吹,或用扇子扇,都无济于事,烟熏火燎,经常是眼泪汪汪的坐在那里发呆,甚至大哭起来。
        那时上班路上要想买到早点是很困难的事。生不着炉子,连早点也吃不上,只能饿着肚子上班了。
        老太太见我这种惨状,常常煮一碗挂面,里边卧一个鸡蛋给我端来。虽然上海话我听不太懂,但能明白,是要我吃完饭赶快去上班,剩下的事由她来管,等我晚上回家,一股暖流扑面而来,摸摸炉子,温温火火,连我晾在院子里的衣服,她都迭得整整齐齐,放在床上。
        我生第二个孩子是从机关去医院的,等我出院回来,她连床上的被褥,都帮我拆洗得干干净净。当然我也视她为自己的长辈,不断买些食品孝敬她。
        文革中,因为她的女婿是造反派,失掉了联系,以后再无消息,只是在梦中见过她一次。
        六十年代中期我已有了两个孩子,由母亲照顾,那时母亲住内务部街,她的邻居也是我的邻居,因为我常常住在那里。
        和母亲最亲近的一家是南屋的小于,她是一个多子女的妇女,一直没有工作,是山东人,会蒸馒头和包子,且漂亮好吃,每当我一进院,就有韭菜馅包子的香味扑鼻而来,于是就大声喊“是谁在蒸包子呢?”她听到是我在喊,就会笑着端着一碗包子出来说“馋公主,端去吃吧”。
        文革中,我的哥哥受到冲击,有一次出去劳动,路过家门回去看看,也很想见见我,可时间又很紧,正好她先生老于在家休息,老于立即骑车到灯市口我家来找我,我立即骑车赶去和哥哥见了一面。当时真的是非常感激她们夫妇的深厚情谊。这位小于不到二十岁时就和我妈住在一个院子,我妈是干净、利索又非常热心肠的人,曾经对她帮助不少,也是她难以忘怀的。后来我们虽然分开了,但仍保持着联系。
        文革中我在灯市口西街的邻居安家,在造反派整我们时,想从他们那里搜集我们的材料,向他们打听我们的行动有无可疑之处,他家男主人虽然是造反派,但很客观的说:人们说归说,可我们没看到。他这话,显然就是不表态的支持我们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他能做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证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我当时曾将这个信息传给我的先生,叫他坚定斗争信心。以后我大女儿从四川叔叔家回来读小学,由于父母都不在家,晚上伴着收音机睡觉,安家女主人就主动带我女儿和她们一起睡,解除了我在农村劳动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造反派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好人还是有的。他们之所以造反也可能是形势所迫吧。
        还有一件事,也为我的这一观点增加了说服力。
        有一次,我从东华门买了一个厨房用的小桌子,用自行车推回来,到门口时因为是高台阶,我一人拿不上去,正在发愁,我先生的一个部下正好骑车过来,立马帮我拿进屋里。我和他说:“老金正在受审查,你不怕受牵连吗?”
        他说:“如果怕就不管了。”
        八十年代开始,我们搬到楼房里,当时能够住进楼房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但没有了过去的邻居,甚为惋惜。那时人们常说,住进楼房,邻居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殊不知,到了楼里一样会遇到好邻居的。所不同的就是,在四合院或更杂的院子里,各家的行动,几乎公之于众,楼里则变成关起门来的一家一户而已。
        那时用的是煤气,一家一个煤气罐,用完了要去煤气公司的供应点去换。这件事就靠我的两个都已上了大学的女儿周末回来完成。
        姐妹二人常因抬煤气罐上楼步调不一致,忽而争吵,忽而大笑,常常因为煤气罐在楼梯上的撞击声,惊动了楼里的邻居们。他们知道金家二姐妹换煤气回来了,于是二楼魏家的高干子弟、三楼的王处长,都会出来,把煤气罐抢去,搬到我家。
        后来,我先生有病去医院,下不了楼,也常常是他们背下去。由于我先生自愿无代价的教楼里两家孩子学英文,所以他们又称乎我们夫妇为“金老师”、“成老师”。
我们家对电器毫无常识,有时连空调都打不开,他们总是随叫随到。我先生去世后,他们见我过于悲伤,王家只要蒸包子,就会给我送来三个包子、一碗粥、一盘酱黄瓜,还问我满意不。
        六楼的高家也非常关心我,有一段时间外甥陪我外出旅游,我将钥匙交给他家,等我旅游回来,厨房里已改装了天然气并换了水表,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他家。
        四楼陈家,女主人几次和我说,如一个人睡觉害怕,她和她儿子都可以陪我。晚上有时还来陪我聊天,只要她出去买东西,总会帮忙带些我需要的东西回来。
        我们刚搬进楼里时,自行车是每家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可那时自行车紧缺,家家视之为珍宝。我们家的四辆自行车,为了怕丢失,每天要推上楼去,放在家门口锁起来,自行车上楼下楼对于我们家来说,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
        万般无奈,我发现对门有一座楼是某工程公司一个下属单位,那里的保卫负责人和我有一面之交,于是壮着胆子求他每晚能够收留我家的四辆自行车,放在他们的车棚里,因为他们有警卫把门,他欣然答应,解决了我们的困难。
        后来,和他熟悉起来,才知道他家在农村,孩子来到北京念书,一是跟不上,二是借读费很贵。我让大女儿,帮他孩子补习功课,终于考进一所不错的中学。以后又求人减少了他二孩子的借读费。我们几乎成了至交。
        孩子们很有情义,参加工作后仍常来帮忙,两个孩子都和我说有困难不找他们还找谁呢。想来现已成家立业。
        在加拿大,二女儿家和对面的邻居、一位已退休的洋人律师关系不错,那位老先生,整天在车库里收拾东西,或者坐在那里沉思,见我的外孙们走过去,总要逗他们几句,显得很亲切。他还喜欢和女儿聊天,并且和女儿说:你和你妈妈连走路都很像。
        女婿有时修理东西也跟他借工具用。他后院的黄瓜熟了还送给我们。我曾给他送过馅饼和葱油饼,他很喜欢吃。
        有一次,小外孙女去他家拿回饭盒,他说:“你们的烙饼,被来看我的孙子看见后两口就吞下去了。”
        看来洋人和中国人也相同,有把稀罕的食品让给第三代吃的习惯。
        来到美国之后,大概是2004年,有一天晚上和女儿出去散步,走到距我们家六个门的地方,见一家门口有母女二人正在下车,其中的女儿立即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
        我和女儿立即走过去,互相寒暄后,才知道,我们两家都来自北京,老乡见老乡,甚为亲切,有相见恨晚之感。
        相识几年来,已成为至交,一直坚持每周聚会一次。宗旨是,不为吃饭,主要是聊天、互相交流感情。
        我们两家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谈古论今,谈天说地,从国内到国外,一般都能达成共识。
        谈到尽兴处时,往往忘了时间,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为此我也曾自责。但这确能说明互相投入的程度。遇到困难也能互相帮助,有时我去医院,女儿抽不出时间,就求助于他们。
        每逢过年,好客的他们会邀我们参加,或用自助餐或包饺子。饭后,文艺表演,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我常为在国外能交到这样的朋友而高兴。
        我家住处隔一个门的一家邻居是洋人,对我们很友好。每逢我散步到他家门口时,常见一位五、六十岁的人在院子里收拾卫生、整理花草,酷似三十余岁的男主人。
        我猜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哥哥。他只要一见我走来,总会主动 打招呼,有时还说:“新年好,新年万岁。”
        我想他可能不知道,新年过后,再用新年好打招呼就不适合了,更没有新年万岁这一说法了。但起码可以说明人家的友好情谊。
        有一天,男主人突然来邀请我们全家第二天参加他们家的生日聚会。我们认为盛情难却,答应了,并包了二百个饺子带去。当时已是宾朋满座,女儿将饺子留一半给主人,一半分给与会来宾,大家赞不绝口,为此,有的来宾主动过来和女儿聊开家常。
        后来女主人告诉我们,请我们来主要是答谢女儿为了申请街道安路灯的事所付出的辛劳。看来洋人也是很重情意的。
        以后我们碰上女主人有时也会聊上几句,她还对女儿能够走路上班、锻炼身体表示钦佩与欣赏。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六十年代以前的老邻居,都已先后故去,但他们的深厚情谊,仍深深的刻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七、八十年代以后的邻居,仍保持着通信联系。每当寂寞、无聊时,就会抄起电话和他们聊上几句。放下电话后,总有一阵子心潮起伏,不能平静,或沉浸在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中。
 

           

大家分享好吃的也分担生活中的痛苦
我在中国和美国遇到的那些好邻居们

                                                                                                                                                                                                                                                                    加州  成铁妹   

 

                             本文作者成铁妹简历
                                     本文作者1932年出生,走上社会之后一直在北京某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现已离休,离休后定居北京。因为两个女儿定居的关系,自1996年起曾经多次在加拿大和美国两地

                                     居住,2004年起正式移民美国和加州的女儿住在一起。本文作者曾为我刊多次撰写生活文字,其文章生动活泼,切中人们对海外生活的关注点,引起读者广泛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