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美国人培养子女的普遍现象,是从少年时候,就开始让他(她)们 经历打工劳动锻炼,实行”富门寒教”,自小就培养子女自食其力的自律能力。打工辛苦,辛苦劳动,对子女的成长十分有益。美国小孩从小就知道,只有靠自己双手打工劳动才能挣到钱。
        每天上午一下课,我就骑自行车到那家快餐店打工。在快餐店打工的好处是热闹。与我一起干活的有三、四位美国青少年,都是男性。每天还能免费吃一顿午餐,这对于我也有好处,否则要花三、五美元吃一顿快餐,在当时是舍不得的。
        在快餐店洗碗,老板对我还算满意。与美国学生一起干活,还能学到一些风土人惰等知识。他们对我这个中国老外也算友善。那位白人老板不错,看我是外国学生对我还算关照。不过,有时他还是说:”那边很忙,你动作快点。”旁边的美国青少年,有时候也会恶作剧地玩笑说“faster、faster(再快点,再快点)”。显然,我的动作不如美国学生快。这些美国中学生才十四、五岁,又年轻,体力又好,我当然比不过他们。可惜,好景不长。在那家快餐店干了两周后,学校外国学生部主任告诉我:“你不可以在校外打工,这是违犯美国法律的。”
原来,美国移民局规定,F1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第一年内不得在校外打工。其实,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这个法律,所以我在外面打工的事,没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同学,学校为什么知道呢?我想可能是中国同学知道后汇报给了外国学生办公室的。
        在休伦大学的几个中国同学中,是否有那么一、两位时不时要搞些“窝里斗”。这样,我在校外打工的美差就这样告吹了。我心里本来十分庆幸自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校外找到工作的人,并引以为自豪。这件事爆光之后,其它中国同学都对我说“你真行,是我们中国学生中第一个在校外找到工作的。”
        尽管如此,从此之后,许多中国学生还是向外国学生办公室要求在校外打工,因为前面说的那条:持F1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第一年不得在校外打工的法律还有一个附加条文:“在特殊情况下,如经济十分困难时可以申请在校外打工,但要外国学生办公室批准。”
休伦大学的外国学生办公室,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要求。
        在中国学生一致要求下,外国学生办公室,向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办公室致了函,而且我们所有外国学生都收到了那封函的复印件。内容是:“亲爱的美国总统,休伦大学今年第一次招收了许多外国学生,现在许多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一致反映,他们担心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足以在该校完成学业。按美国移民法,外国学生第一学年期间,在特殊经济困难之下可以申请在校外工作。所以,我们请求总统办公室考虑我校外国学生的要求,允许他们这学期能在校外打工。”
        后来,据说这封信没得到总统办公室回应,所以我们在校外打工的要求只能喊停。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令人费解,为什么这么一件小事,外国学生部办公室会直接给总统办公室写信呢?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哪有一个学校的一点小事,也要直接请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其实,也就是在休伦那样的几千人的小城,才遇到这个问题。在大城市法律归法律,外国学生第一年在校外打工有的是,只是地方大,别人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而休伦这么个小城,一点小事很快就传开来。我在那家快餐店打工时,有一天中午,就遇到了当时给我们上财务会计的一位美国女老师去用餐,她见到我十分惊讶,肯定在想我怎么这么快就到快餐馆做起工作?
        既然不能在校外打工,我们只好安心学习,同时专注于校内那份工作了。
        我在学校的那份助教工作,是给教数学的一位讲师当助教,那是位漂亮的埃及裔女老师。她丈夫也是埃及裔的,是我们学院教授,教我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门课,叫萨伯特(Sabet)。
        萨伯特教授夫妇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人品非常好,教学水平也很高,只是萨伯特本人说英语就如我们中国南方人说普通话一样,有些咬字不清楚,但尽管如此,这丝毫不影响这位经济学博士的教学水平。
        美国许多大学里都有外籍的教授,他们通常学术水平非常高,就是讲起课来英语说的不那么纯正,美中不足。那位女数学老师对我非常好。开始时,她说还要让我上讲台为她班上的本科生上作业辅导课。我一听很高兴,因为我自己也是学生,给美国大学生上辅导课,上讲台讲课,能提高水平呀!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从未让我上过讲台,只让我批改作业。我每周给她两个本科班批改数学微积分课的作业,一个班二十多学生,一次拿到四十多份作业,一周批两次。这也倒发挥了我的数学特长,再加上大多数作业她都会事先给我标准答案。但是批数学作业就如批考试卷一样,需要细心、公正,不能出一点错,否则学生拿到作业批卷不公正的话会向老师反应,那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我尽量轻判,对每一个学生的每一选题都尽量多给分数。这份工作对我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
        另一份校内工作是在校内打勤杂工,校方一小时付给5.15美元工资,每周要工作15-20小时。负责校内工作的是位非常厉害的胖女人,叫帕提,是白人。她长得胖胖的,非常厉害,对学生管的非常苛刻。帕提把我分配去打扫卫生,也就是给学校的教室、办公室及厕所打扫卫生,一次四小时,必须白班和晚班轮流干。白班是每天清早7点到11点,晚班是每天晚上10点至次日清晨2点。这两个时间段都没有好事,上晚班时要到凌晨两点后才能睡觉。打破了生物钟,第二天上课精神不足:上白班则是每天清早6点多就得起床,不能晚,必须早上8点上班前打扫好。
        晚班,要是打扫办公室还好一些,因为那些教授的办公室一般都非常干净。也就是用吸尘器吸一吸地毯、把垃圾倒掉,而且还有机会到平时见不到的教授办公室。在打扫学校高层领导办公室时,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那些办公室又大又豪华,集庄重与权威与一身。由此可见,美国学校领导与普通职工的待遇、等级制度还是十分严格的。学校领导办公室的高档与豪华,是我在国内看到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任何一级领导办公室所不能相比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时中国与美国的差距。
        到了上早班则倒霉了。早班一般是清晨,打扫卫生,拖地板等活干起来感觉很累,所以有一段时间开始有些随便。那位叫帕提的女工管发现后,要我重新再做一遍,还汇报给外国学生部办公室,停了我一礼拜的工,也就是想炒我的鱿鱼。如果我丢了那份工,经济上就紧张了。外国学生部办公室找我谈话,我说我并没有偷懒,只是工作量有些大,顾及不周。我会尽量努力做好。后来,外国学生部向那位胖工管解释、说好话,才算平息,让我续工。胖工管十分不近人情,是我在美国少见的欺负外国学生的白女人。
       

充满爱心的美国家庭
        休伦这么一个小城,第一次来了几个中国学生,使得当地人感到非常新鲜。在此之前,估计这城市里一个华人都没有。一般来讲,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有几千人以上的地方,至少也有一家中餐馆。可那时,休伦唯一的一家中餐馆还是一个越南人开的,那里没有华人。
在美国,越往小地方去外国人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像。我在美国的十几年中,每到美国一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地方越小,真正的美国人,尤其是白人越多,也越能体验到美国本土文化和人情。经常听别人说:“到了美国有些大城市好像没到美国”,这反映了外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外国人机乎都聚集在大城市。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加州的硅谷,这个美国高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外国人的比例非常高。在硅谷的有些城市,许多公司里,华人和印度人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比率,美国白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
        这是由于美国吸纳世界人才的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独特现象。这个现象,现在在中国也很普遍了,就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中国最好的大城市,外地人的比例也非常高。
        美国许多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都希望招收从外地入学的新生住校,因为校内安全,学校好管理,学生上学方便,学校可以赚学生住宿的钱。有的美国大学不允许年纪在18岁以下的外国学生住在校外。在休伦大学,所有外国学生一进学校毫不例外都住进了校内学生公寓。
上面提到过,我刚进校时感到休伦大学的学生公寓特别好,宿舍像宾馆一样,一人一间,有人管理,还有人打扫卫生。而且,住学生公寓还能享受学校学生食堂的优惠。但是,由于在这里不能打工。开学不久,中国学生就由于担心经济问题而不住校内学生公寓了。
那时,住校内学生宿舍,每月房租400多美元。而在校外找房子合租的话,可能只需一半的费用。有几个中国学生开始不安分,或者说是受不了校内的费用,就向校外找更便宜的房子,同时自己做饭省钱。
        一到美国,我们中国留学生最大感受是自由。没有了单位的束缚,也摆脱了国内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们就可以体验自己选课等各方面的自由生活。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得到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失去。在享受自由的同时,许多留学生也失去了归属感。
        在国内,我们在“红旗下”长大这一代人,对学校,单位,家庭有很大依赖性,过惯了依赖性生活。在美国的自由生活面前却又有一种失落感,思乡情。所以,中国学生往往又喜欢聚在一起,一起分租公寓,上课坐同一张桌子。
        中国学生刚到美国,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很快给美国人一个印象,说:有些中国人“Street Smart”,意思是善于钻营,玩小聪明。我们班几位中国学生很快就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家庭一下子来了到处找房子租住的中国学生,而且特别会讨价还价,这在休伦可是第一次。
        很多中国学生刚到美国时的课余生活,除了打工就是到教会活动。对于一个刚从异国他乡来的外籍学生来说,教会不但能使其获得一份初来乍到的温暖,还能体验异国文化,探索精神信仰。班上有一位美国白人学生叫布朗,他是休伦一个主要教会的骨干成员。教会通过他,得知学校来了几位中国新生后就邀请我们去参加教会的周末活动。每到周日早上都会有人开车到我们学生宿舍,接我们去参加周日礼拜。
我们那时刚到美国,想急于了解美国社会,去教会当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接触美国人的机会,因为在学校里我们接触的毕竟都是学生。
每周日早上到教会参加礼拜活动之后,就会有人轮流请我们到餐馆进餐,然后用车送我们回学校。当地教会把我们视为弟兄姊妹。他们的这种热情,是我们在国内从未碰到过的。我们这些刚到美国不久、在迢迢万里之外远离乡土、思乡情绪缭绕心头的中国留学生,能得到这样家庭亲情般的温暖,一时间忘记了思乡情结。
        教会是我到美国后第一次在校外接触到的社会团体。当地教会为我们中国学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帮助我们了解美国文化生活,每到节假日邀请我们到美国家庭做客。有时还给我们送衣服和食品。教会还号召当地美国家庭与中国学生交朋友。由此,我和当地几个美国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到休伦两个月后,我与一个叫休茨的美国白人家庭交上了朋友。休茨的女儿是休伦大学外国学生办公室的助理,女婿是教会的牧师,所以我与他们一家很容易就拉上了很近的关系。休茨是个农场主(Farmer),每到周日,他们夫妇俩都会请我到他农场作客或上餐馆吃饭,在节假日还带我到他们的朋友和亲戚家里聚会,使我有机会接触美国家庭,同时也获得一份来自当地美国人的人情温暖。
休茨夫人是个受人尊敬的大家长,她有六个女儿,几十个孙儿、孙女,她都能把整个大家庭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她是个十分有爱心的母亲、  祖母,对我也象对待她的儿女一样,有一种母爱式的关怀,她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与生活,还主动想帮我把我爱人办探亲到美国。我离开休伦后,与她们一直保持电话和信件关系。
        休茨夫人年轻时喜欢写作,她给我写的几封信,非常具有文彩和诗意,2003年圣诞节前,我们一家开车七、八个小时从芝加哥到休伦看望休茨一家,同时也见到了她以前在休伦工作的女儿,当牧师的女婿,那时,她孙女都长大成为附近一个城市的一个公司的经理了。
 

告别休伦
        休伦令我难忘,离开它令我惋惜。到休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时在美国华人中流传着一句话:“能到达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好似砂里淘金、花丛中的一支奇葩,都不简单。”一到美国,每个人都在考虑如何使自己在美国最快地发展自己。这么一个小城的几位中国留学生中不断有新鲜的故事发生。上海来的一个姓夏的女孩,到休伦才两个多月,就与休伦大学餐厅的一位美国白人青年谈起恋爱来,速度之快令我们吃惊。
        不久,我们留学生中又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来的一位男同学突然退学,离开了休伦。原来,据说这位学生出国之前在北京一家搞外贸的公司工作,还是一个部门经理,临出国之前私自拿了公司几十万元的公款到美国留学来了,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立案追查他,他知道风声后离开了休伦,一离开休伦,等于公安局就找不到他的下落了,连我们作为他在美国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国内的人怎么能找到他的下落呢?
        这也使我想起在国内考托福时听到北京的一位“托友”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位朋友为了出国,把他的车卖了都不告诉他。等过了两个月那位朋友从国外写信告诉他:“对不起,为了凑出国费用,我把向你借走的车卖了,过一阵还你!”
        也就是说有些人为了出国,什么招数都用上了。我后来在美国也听到过好几位到美国的华人给我讲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类似的故事,我有一次忍不住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告诉我故事的那位人说:”不这么做出不了国呀!”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在为自己找理由,但从另一角度讲就是“事逼人为”。
        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有几个中国学生有些不安心休伦大学,想转学到别的大城市。一方面觉得休伦太小、信息不多、没有地方打工挣钱;另外一方面我们那时对MBA的前途认识不足,认为MBA是搞管理的,而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能去找管理的工作机会很少,所以即使学MBA毕业,也很难在美国找到工作。
        我和其它同学一样,也想转学。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学校全日制学一学期后就可转学。
        就在我们快放寒假时,班上一位比我们早到美国一年,从另一个学校转学到我们班的中国同学告诉我,假期可以到外城市打工。我问他:“在外州,一个月的假期内能找到工打吗?”
        他说“能,在中餐馆可找到短工打”。他还告诉我,有些中餐馆还给打工的人提供免费住宿的地方。
        期末将至,我开始酝酿在那年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一个月的寒假中如何到大城市看一看,看能否找份工打,哪怕打上十几天工挣一点钱,也是一种尝试。
        我首先想到了芝加哥,一来有位认识的亲戚在那里,另外,从距离上来讲,芝加哥也是距离休伦比较近的一个大城市。芝加哥是全美第三大城市,科技、经济都非常发达,听说工作机会也较多。还有一位同学对我说:“到了芝加哥的俄亥俄国际机场,即使身上一分钱没有也能在机场呆上几天,晚上在沙发上睡,有免费的咖啡喝,免费的食品吃。”
        我一听芝加哥这么富裕,更想前去看一看了。1994年12月中旬,在休伦大学考完所有试后,我乘长途公共汽车离开休伦,赴美国中部最大城市芝加哥。
        在离开休伦之前,我只是对学校和其它中国同学说假期中想到芝加哥旅游,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在芝加哥,但实际那时我已做好了两种心理准备:有可能假期结束继续回休伦大学上课,也有可能留在芝加哥转学。
        我把我所有的证件,比较重要的东西集中在了一个大旅行箱里,准备带走,把其余的东西放在另一个旅行箱里,寄在了我那位美国朋友休茨家里。离开休伦的那天,休伦大雪茫茫,景象非常壮观,休茨夫妇俩专门为我送行,用车把我送到休伦长途汽车站,临走之前,还到一家餐馆请我吃了顿告别宴。就这样,我登上了开往芝加哥的长途公共汽车,离开了休伦。
        登上开往芝加哥的长途公共汽车,我对我的美国下一站其实非常茫然,我怀揣一千多美元,不知到芝加哥能否找到出路。到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打工是冒险的事,但我还是勇敢地做了一次尝试。
        休伦,我到美国的第一站,是我在美国最难于忘怀的小城。我想起了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唱的那首《小城故事》,”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真是描写得太贴切了。

           

到了美国才知道这里人好空气也好
想起了我作为留学生刚到美国的日子                                                                                                                                                                                                                    伊利诺伊州   苏东波 

 

                             本文作者苏东波简历
                                   出生于中国西南, 80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后就职于北京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 1994年赴美国休伦大学攻读

                                    MBA学位,毕业后先后担任美国摩托罗拉等世界前100强公司高级工程师,IT系统高级顾问,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