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1970年3月,我离开生活了六年半的北大,和五十几名校友一起,到河北省衡水地区阜城县集体插队,一年半后再发配,多数人到了外县,有十五个人留本县,其中十人到公社中学教书,我和我的女友、原同班同学分到了营盘中学。
        我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可是我从不愿子承父业,报考大学时填二十个志愿,那么多师范院校我一个不报。可人算不如天算,我到底逃不脱“男怕入错行”,还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八月份,骄阳如火,热浪扑面。我们去报到人生第一份工作,看见的第一幕是几十个男生,光着脊梁,黑不溜秋,正在场院上体育。没有器械,就是围着场子跑步。学校在一条乡间小路上,一片庄稼地里,两排土坯房,后排是十几间教师宿舍和伙房,宿舍就是办公室,两人一间,全部住校。前排八间教室,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两个班。教室里除了黑板,满目土黄,课桌、凳子、讲台都是土坯的。两排房子之间,有片菜地,年年种白菜,菜瓜和茄子,特供教师伙房,老师不用动手,全靠学生劳动课。
        阜城县有二十六个这样的公社中学,校校有三、四个大学生,其余是本公社教师。外地大学生都来自天津的两个师范院校,正统科班,也算对口分配。为防家务事影响工作,两口子不能在一个学校,至少离开二十里,我们赶的好,这个规定废除,牛郎织女纷纷往一起调,欢天喜地,感谢党的关怀。中学不开化学课,只在初中有一门“工业基础”,三机一泵,化肥农药之类,我们两个化学系的无用武之地。
        学校委以重任,让我教高二语文,我的女朋友教高一数学。发到我们手里的,只有和学生一样的课本,没有参考资料。幸好我在天津南开中学上高中时文理分班,我上的是文科班,语文课是加重的,对历史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承前启后、写作特点之类的程序略知一二。
        我的大舅子在上海当语文教师,可以从那里捞点参考资料。在插队时看书,我作了点杂七杂八的摘抄,也会派上用场。没受过正统教师训练,咱就靠野路子,旁门左道,另辟蹊径。比如每堂课一开始,我都在黑板上写一条格言或古训,海阔天空一番。学生绕有兴趣,小本上一条一条地抄。拿手的课文,象主席诗词、鲁迅论文、古典散文,我就发挥优势,搜索枯肠,能扯多远算多远。没讲头的,交给学生自己阅读,独立分析,每人写个报告完事。这就是老人家交代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记得一篇课文叫“智取生辰纲”,恰好我手头有本水浒传,我把它的故事从头讲到尾,用了一个星期的课时。我讲得眉飞色舞,一气呵成,学生听得如醉如痴,屏声静气。我上课从不打开教案,手里拿着课本踱着步子一个劲白话,口若悬河,信手拈来,其实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背好的。有一次我还故意踩着铃声进教室,假装说教案课本忘记带了,但照样开讲,课本里的大段的话背的一字不差,学生以为我博闻强记,傻了眼,哪想到是我的小把戏。
        农村老师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从睁开眼到钻被窝,全是上班时间。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上网,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甚至没有报纸。我们的世界就是学校这个小天地。想知道外面的事,全靠开会政治学习,领导传达。
        一日三餐,必须吃食堂,老三样的菜。只有星期天放假,伙房停火,才可以自己改善一下。
        生活如此单调,我只好拼命工作麻醉自己,打发时间,把青春献给学生,他们也比我小不了几岁。本来两个星期一篇的作文,我让他们每星期一篇,每一篇都批改得密密麻麻,批语更是写上小半页纸,竭尽夸奖吹捧之能事。学生受了鼓舞,心里美,不再把作文当怵头的负担。
        我的课堂我作主,手头有本“对联集锦”,就教学生写对联,上对下,老师对学生,鸡冠花对狗尾草。“怎样写应用文”和“怎样写美术字”,也是我的法宝。学生一样一样地练,中学生一般不喜欢语文,但我的课有兴趣,愿意被我牵着走。那时没有什么听课、教学检查,我就这样蒙混,一年又一年。
        我们为人师表几个月后,赶上放秋假,就回家把婚事办了。校长领我们到一间封闭已久的储藏室,说,这是全校唯一的水泥地板房,分给你们城里人了。我一看,里面全是早年院校调整时分到的仪器教具化学药品,从来没用过,厚厚的灰尘,横七竖八,满满当当大半间屋子。真的和老革命一样,两条被子放到一起就是我们的家,可能只多了一张办公桌,当然还有这么多学校的宝贝。
        我们自己的全部家当,就是夫人陪嫁的一个樟木箱、一个手提箱,都是很有年头的老货。在我的要求下,学校做了两个大木架子,占一面墙,摆放那堆没用的教具,外面用塑料布遮上。又钉了许多木盒子,码放药瓶罐罐,堆满床下。这样一来,屋子倒也利落了,而且好像有了家具,谁知道塑料布后面会是什么洋货呢。
        几个月后,县里管文教的头头来我校视察工作,校长领他到我的宿舍,看看学校唯一水泥地的房间分给了大学生。晚上领导喝酒,校长特意让我去敬酒,头头和颜悦色,说,有这么好的校长,要好好干啊。我无言以对,敬了一杯,撤了。
        校长后来得到大会表扬,以致其它学校的熟人都说我遇到了伯乐,羡慕的很。
好景不长,我在高级豪宅享受了一年,还是让位了。原来衡水地区掀起了自制教具热潮,还闹了个全国先进典型。此运动的发起者是北大物理系的何豫生,出了名。
        我们学校与时俱进,有用没用的,大家都把土教具往我这送,那房间不能再允许我们喧宾夺主,于是请出我们,名属实归,重作教具室。校长当然又受到表扬,这回他把最好的房间给了最重要的教具。到了一个泥土地的房间才懂得,别不把水泥地当高级住房。泥土地一年大部分时间地都反潮,一下雨,就粘粘乎呼,甚至汪着水。我学过愚公移山,下决心改造,周日就骑车出去转,看到拆旧房盖新房的,主要是公社大院和乡工厂,就拣旧砖头,后来干脆拿好砖,一次几快往家里搬,先铺一层油毡,再码上砖,蚂蚁啃骨头,神不知鬼不觉,大半年之后,我的宿舍成了全校唯一的砖地面!
        对农村教师,周日(那时没有周六)不是法定假日。放不放,全看校长情绪。
        星期六下午放学后,老师们都把自行车推出宿舍外等着发话。如果说放,大家一声吆喝,几分钟之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家基本都在十里之内,校园立码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两人。
        如果校长周末有安排,大家乖乖把车子推回宿舍,盼着下个星期日。
        有一次本来可能会放假的,公社突然来了人,说他们的猪越栏跑了。书记请我们去找,领导如此看重,校长受宠若惊,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大家兵分若干路,骑着车子找猪,闹到天黑,放假也泡汤了。
        不放假时,校长多半会安排喝酒。他是个大酒鬼,酒局很不少。其实有几个农村干部又不是呢?虽说对老师可以吆五喝六,在外面基本都是他请客。堤外损失堤内补,在他的两亩三分地里就由他点名谁谁作东了。我们两个都是四十二块五的工资,是首富,自然出血机会多。无非是两瓶酒,菜归伙房全包,地里摘几个茄子炒一炒,弄好了还能见到肉腥。大菜瓜拿几个拍一拍,腌一腌,可以整一大盆。
        运气好,还有个炒鸡蛋之类的,如是我做东,干脆登样点,骑车到六里地以外一个饭馆买只烧鸡,一块多钱。衡水地区特产衡水老白干,67度,中国酒中度数最高,一块三一瓶。不过这个酒难买,学校对面供销社可以买到衡水白酒,一块一。
        校长喝酒,讲究不醉不休。不是他醉,而是某一个人醉,他一瞪眼,谁敢不仰脖子往里灌。好菜没吃多少,大家酒量大长,我更是突飞猛进,以致后来到化肥厂工作,每请客吃饭,我都当“出头”,与人拼酒。别人开始不拿我当回事,没想到咱是北大毕业的,有后劲。
        如果周日放假,整个学校就是我们的天地。趁着没人看见搞点资产阶级生活,好吃好喝。那时我粮食定量45斤,太太36斤,30%白面,50%玉米面,20%高粱面。粗粮太多,吃不了。特别是高粱面,当地杂交品种,高产却难吃,喇嗓子。我们就托学生用粗粮换细粮、换鸡蛋,甚至有时换到大米,再到集市上买点猪肉,讲究“三指膘”,肥肉有三个手指并起来那么厚,烧出来甑亮、贼香……
除了自己改善,我们经常会与其它北大同学聚会。你来我往,大聚小聚,来往最多的是三个物理系的,都是北京人,单身。
        经常是他们骑近一个板小时车来找我们,可以利用伙房的炉子做饭。那时打电话要去半里地以外的公社,我已经不记得怎么互相联系的了,他们周六晚上到,几个人挤在床上打一宿桥牌,太太缩在一个角落睡自己的。第二天一起到六里地以外赶集,肉蛋鸡菜酒样样买,各显神通,烧个七碗八碟,美餐一顿,直到下午散伙。啊,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我们一起也聊天,传点小道消息,骂骂当地土干部,谈谈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邓小平当面顶江青了,北大在研究招回炉班了,天南海北,说不完的话题。
        北大那些单身汉,后来陆续找到借口找到接收地调走了,每次聚会都会有谁要离开的消息,到最后只剩了三对夫妻,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小,心越来越凉,前途越来越暗淡。
        给我们孤独生活燃起希望的,就是一年三次回家探亲。春节前后的寒假和六月上旬的麦假,都是两个星期。去我的老家天津,先骑车四十里到码头公社,车子存在一个熟人处,再步行三里到东光火车站,坐六个小时慢车北上。九月上旬到十月下旬放四十天秋假,我们去上海老丈人家,也是我们女儿的地方。到了东光南下去德州,换快车,共要一天一夜,都是站票。
        回到阔别的城市,我们如饥似渴,拼命享受。逛商店、看电影、下馆子、游公园、会朋友、陪女儿,沉浸于天伦之乐,把损失的生活补回来。那时我们不差钱,买一堆罐头点心蜜饯糖果,回来慢慢受用。可惜秋假的四十天,只能给我们二十二天。
        国庆一过,我们必须回来,参加一年一度的集训。全县一两千名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城,政治学习十天,县教育界的盛事,我一年最难熬的日子。
        我们的住宿安排在大马圈,对面两排通铺,铺上厚厚的麦秸,行李自带。百十口子人一个屋檐下,晚上打呼的、磨牙的、臭脚的,此起彼伏。别看我也是“呼噜将”,还最怕别人打呼,整晚地睡不着。每天的生活一律军事化,吹号起床,排队打饭。吃过早饭,整装待发,在县城唯一的街道游行,雄赳赳气昂昂,每个公社还有一个旗手。
        游行的表现是要评比的,行前领导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很多居民看热闹,不收他们一分钱。
到了尽头,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我们敬爱的文教局首长们正在那里,衣冠楚楚,满面春风,心花怒放地检阅自己的子民,挥手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我们的队伍虽然不如六十年大阅兵那末整齐庄重,对党的衷心却无二致。然后进入大礼堂,席地而坐,横竖成排,听训话。上一年的工作总结,下一年的发展纲要,上级领导的精神传达,县委领导的重要指示,先进单位的经验介绍,模范教师的教学体会,学生代表、老师代表、干部代表……
        一天又一天,大家正襟危坐,会场鸦雀无声。有的人在闭目养神,有的人发呆凝思,有人纸上乱画,我却头如捣蒜,补觉。更多的时间是分组讨论,曲意逢迎谈体会。上挂下联找差距,自我检查挖根源,制订计划表决心。不愧都是知识分子,个个都比我能说,一套一套的。
        当时正是迟群那伙人把持教育大权,重灾区天天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时时批,肃清余毒,灵魂革命,自我批判自我作贱,好像领导们不把我们这些老师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誓不罢休。我也怕上面重视农村教育,无非是严厉规定不许教师改行,不许教师调到外地,更断了我们的念想,卡死我们的出路。我在和学生打交道时得到的那点快乐和尊严,每经过一次集训,都扫荡以尽,化为乌有。
七五年,县城中学改名五七大学,大量增加师资。我们随着其它十几名公社中学教师,调到县高等学府,进城了。
        别看县城只有一条一里长的马路和唯一一座二层楼,毕竟拥有一个百货公司,三个饭馆,还有新建的电影院。夏天甚至能买到冰棍,我们可以到菜场买菜,到肉铺买肉,有后门的土皇上们优先照顾之后,总有我们一杯羹。再说几年后我们桃李满县城,说不定门路可以和他们一争高下。
        最兴奋的是,县中是外地大学生成堆的地方,物以类聚,都是知音。
        另一对北大同学也来了,都是夫妻店,没指望调走,只能扎根。我也该知足了,满怀希望,迎接新生活。的确,我从此竟时来运转,好像一只“垃圾股”,终于触底反弹。
        不久,我被借调去参加化肥厂筹建,主管设备管线安装技术,成了工人领导阶级一员。接着当了文教局干事,括号校长级。随着头头下去视察调研时,可以狐假虎威,接受请吃请喝,决不会拿腌菜瓜应付我们的。那些过去我嗤之以鼻的领导讲话稿,假话空话大话,有的也会出自我笔下。而县里教师集训检阅时,我也有资格尾随局长大人之后,人模狗样,居高临下,向过去的同事们招招手。再往后,我成了“潜力股”,遇到知识分子的牛市,考回炉,读硕士,读博士,三返北大,又是七年。
        再度告别未名湖,我又一次当了教书匠,不过是在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教的是我的本行高分子化学。农村教师的旧习依然不改,时不时在课堂上卖弄我知道的那点格言警句,“忘记”带教案的闹剧也曾故伎重演。
        尽管我后来漂洋过海,到美国当了假洋鬼子,尽管农村那段教书生涯的细节我已经渐渐淡忘,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已经化入我的血液,进入我的机体,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
 

           

当时老婆也一起教书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在复旦教书前我教过多年农村学校

                                                                                                                                                                俄亥俄州    李橦

 

                             本文作者简历
                                    1963至197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70至1978年赴 河北省阜城县插  

                                    队落户,曾担任当地的中学教师,后到当地化肥厂工作。1979至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硕

                                    士学位。1983至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发展,现在美国化学文摘社任科

                                    技情报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