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文接上期)
       

猫叫的风波
 

与金铃子歌声相比,猫叫引起的风波要大得多。顺便说一句,不怕献丑,先前在农村插队没事干,便学身边的动物叫,鸡狗牛猪,无所不精,猫叫也是其中一技。与它技相比,猫叫不是最好的,但对于熟悉猫叫的城市居民来说,本人的那点雕虫小技足以乱真了。猫叫有数百种,但最为人们熟识的是小猫找母亲或者是叫春争偶的邪叫。所以有这两手就足以让猫们驻步,对你另眼相看了,更无论人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出版社所在原为光佛寺旧址,由原来上海统一纱厂及永庄老板的妻子杨慧珍发起修建,是个很有特色的宫殿式建筑。建筑分两层,两层中间都是大厅,两边是编辑室。由于编撰大词典要核对很多原著,所以二楼的大厅就成为出版社的图书馆。辞书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很枯燥的,常常为了核对一个出处,要遍查经史子集。所以一个人在图书的包围中,便容易哼点小曲,找点乐子。兄弟我便哼起了猫曲。谁知就惊动了图书馆的管理员。本社的图书管理员是很尽职的那种,她们认定,有猫叫必定有猫存在,有猫一定有老鼠,有老鼠就一定会咬坏书。按照这条生物链线索,她们站到了我的面前,问我有没有见到过猫。

兄弟我平常是很随和的那种,但再没架子,也不能放弃做人的底线,承认自己是猫吧。我用很男人的声音,断然地否定了与猫的一切纠葛。可麻烦的是,那叫春猫的模拟竟然招来了真猫!那厮以为这是爱情的召唤呢,整天在大厅里游荡,寻找浪漫机会呢。这就不能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审视猫的问题了。经过领导反复讨论,一致认定猫的频繁出现实质上是老鼠的问题,老鼠不但会损害藏书,而且还会咬坏楼板。如果这座上海优秀近代建筑毁在我们手里:当然是老鼠牙下,这无疑等于犯罪。一位刚调来的副处长进一步指出,二楼为图书馆本来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它的重量就足够损坏建筑。所以领导决定将二楼的全部藏书搬至一楼大厅。

知识分子成堆也就是夫子们扎堆的地方,要谈古论今,或比试专业什么的,没有人会甘拜下风的。但要将整整二楼的书全搬到楼下来,恐怕少有几个会挺身而出的。于是夫子们不用动员,各自从风水八卦上引经据典,论证搬书下楼的不合理。无论各位夫子据典的流派如何不同,但目的却是难得的一致:最好维持现状,不要轻易动土。

试举几例,贻笑大方。

客厅或大厅设在整幢房子的正中间,且光线明亮是一种大吉之象,可使家国之运昌隆。若以图书充之,大厅正门整日关闭,恐影响出版社发展运势;本社正门正对他屋侧窗,若正厅再遭堵塞,乃大凶兆,恐有血光之祸(夫子们这点悄悄地私下议论,不敢呈交领导);
本社建筑乃土地庙式样(贬低了),大门乃通气之处,塞满易燃的书籍也不利于防火。总之,不要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

中国历史上从来诤言没有好结果,何况这次夫子们还有点四体不勤的小私心。所以领导坚持搬家原则,显示出一个团结的有主见的领导团队对猫鼠之辈果敢的魄力。搬家轰轰烈烈,前后闹腾了一个星期,一楼大厅变成了图书馆,反正对编辑工作没有什么妨碍,大家辛苦过了也就没怨言了。但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至今老同事们还只敢私下议论:搬书下楼没有过一星期,竭力主张搬家的新来的副处长病了,他可是个身体很强壮的接班人,比林彪模样壮多了。再没几个星期,说是癌症全身扩散,去了。这事唬得夫子们再不敢问什么病因,更没有人再提起那凶兆的事了。都是那猫太无知,要是知道引它来的,是个异类,还是男的,它就不会在图书馆乱窜,惹出这等悲惨故事!唉,还是我不好,学什么不好,偏好这一口!

茶泡壶吃吃

《汉语大词典》是个规范语言的范本,想必编辑一个个都是京腔十足的那种吧。但恰恰不是,这出版社的编辑偏偏来自五湖四海,扬州的富阳的山东的常州的宁波的,当然也有上海的。中国这个土地是很容易产生地域歧视的土壤,但这出版社是个异域,无论谁说起自己家乡的方言,别人听了都觉得很有味道。

一位从浙江富阳来的编辑,毕业于杭州大学。他的同学宋卫平早已是中国可数的几个房地产大亨,旗下还有很时髦的绿城足球队,而他却独好文字,每天辍耕稿件,乐此不疲。此公生平有很多很多的不良嗜好,但对他本人工作和生活却无甚大碍。比如他的桌子永远见不到桌子的本色,永远摊满了各种部首一校二校和三校的稿子和那些数不清的参考书以及装满了烟蒂的茶叶罐,他要你帮忙在他的桌上找一样东西,你永远别想找到,可他却能看都不看,从烟灰缸的旮旯处摸出他心爱的打火机。

此公喜欢烟和茶。虽然烟熏茶燎让其脸色呈古铜色,但瑕不掩瑜,眼睛依旧贼亮,常常能在最黑暗的地方看稿子数小时而不挪窝。还有便是牙齿。纵然每天被烟茶水火轮番进攻,依然保持雪白本色。所以他很得意,一进办公室,便捧起自己心爱的紫砂壶,边用富阳方言念叨着“茶泡壶吃吃”,边优哉游哉地泡一壶茶,然后钻进故纸堆,开始一天工作。

每天每人一上班都忙着自己那摊事,很少管别人闲事。“茶泡壶吃吃”虽然有点动宾倒置,但也符合口语习惯,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异议。一位听得懂上海话,但在大院长大,习惯讲普通话的女编辑首先质疑这休闲语言的不雅。

先说明一句,此编辑离富阳兄座位最近,在提出质疑前,已经被富阳的香烟熏了多年了,受云雾缭绕的压迫最深。

我觉得“茶泡壶吃吃”有点不大好听,女编辑吞吞吐吐,还带着笑,希望得到编辑室同仁们的认同。就是“泡壶茶喝喝”,有点语法问题,没什么关系的,老宁波编辑力挺浙江老乡。吃这碗饭的思维习惯总离不开文字修辞大家想想也是,有点小题大做。不是的,女编辑笑得更隐蔽了,有点玄虚的感觉了。你用上海话念念看?

念就念,常州兄怕失去这显示纯正上海话的机会,字正腔圆地一眼一板地念“茶、泡、壶、吃吃”。还没念完,常州兄发现失算了,他用标准的上海话说了一句下三流的骂人话。用国语意译,便是“撒泡屎吃吃”。

从此,“茶泡壶吃吃”就成了社里最流行的礼貌用语,连前社领导见了富阳兄,也笑着如此问候。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说这话的。那领导开了这玩笑后,就被查办了,说是将卖给台湾出版社的《汉语大词典》繁体本的版权费,大概几十万美金吧,全部入了自己的账号。想想自己大权在握,拿点钱是小茶一杯,结果倒得了沪语这句咒语的报应了。
 

赚一桶金让你看看

前面讲过,汉大社是没有地域歧视的,但并不是说这行业里没有歧视。中国这种土地上是最容易滋生各种旁门歧视的。比如编辑们自视学问深厚,便看不上只管卖书的发行员;而发行员呢自持客户都在自己手里,也瞧不起只会看稿子的书呆子。《汉语大词典》编完之后调到其它出版社,更感到这种歧视的存在。但有时感到这就是挑战。

那年开始工作已经是五、六月间了,要完成从设计选题,到组稿成书以及销售成功,至少是明年的事了。

现在出版社讲究的都是经济效益,如果年终拿不出效益来,只能吃西北风了。所以,一定要拿出点真家伙,赚一桶金让你看看。

先说远点的事。那时中国搞了个希望工程,筹集许多社会上的慈善捐款,资助穷困地区学生。这实在是个大好事。可这钱经过中国层层的行政机构,便被层层剥皮,甚至有些捐款到不了穷孩子的手里。好事就变味了。那些有钱的主,原想做好事的也变得犹豫了。希望工程的主持们对此一筹莫展,这好事就有点止步不前了。我们这些出版社呢,有的是书,但少的就是钱。每年虽然要完成一定的支持希望工程的任务,但多数都是到年终一盘算,长叹一声“又亏了”的那种。而且,那上面管事的对出版社横加限制,去年的畅销书,今年就调整结构,不准发行,弄得人家是街上流行红裙子,出版社呢满社都是库存滞销书。特别是那些教辅参考书,每年都面临销毁成纸浆的命运。而那些边远地区的穷孩子并不因为沿海地区发展了、国家富豪增多了就状况好转了。

我本人曾经组稿到了中国的边远老区,看见老区的孩子依然吃着南瓜饭和辣椒,乡间的学校除了那几本课本外,没有任何书可以看。
所以,那时流行“盘活”的字眼老是在兄弟脑中折腾。如果能将前三方面的资源调动一下,重新利用,不要经过常规的书籍销售渠道,直接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收益,那将是皆大欢喜的善事哪。我就这件事情先游说自己的出版社领导。

意义我就不多讲了,我对社领导坦诚直言,请将社里每年要销毁的教辅滞销书给我,我能包销1000万的码洋(出版行话,销售额)的书,但我也提出了我的价格条件,那就是,给我的价格只能在四折左右,就是说1000万的书以400万的价格给我,我来想法转给希望小学(这点书对于大城市学生也许是过时了,可对乡村学校的孩子可是一大笔财富)。包销1000万滞销书?这几乎是个天方夜谭的建议!社领导很惊喜很怀疑地听着书呆子的计划。大概是被庞大的库存书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惊喜胜过了怀疑,领导便拍着胸脯保证,你只要将这些书的任何一部分卖掉,奖励10%。我知道,这里面怀疑的成分还是不少,所以奖励听起来还大方。

我不在乎领导是真相信还是真敷衍,谁都知道编辑只会看稿子,没有销售渠道,可以理解。但有了这点保证,我去找了希望工程本地的负责人。如果我们两家合作,为希望工程筹集资金,购买本出版社的教辅书籍,免费送给穷困地区孩子,可否?希望工程喜出望外的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没有可能出现地方截留资金的可能。不见得穷困地区的区县用教辅书去搭建乡镇大楼吧。只要希望工程提供穷困地区的小学名单,由出版社直接将书发送过去,我信心满满地承诺。

因为对出版社来说,发书给穷困地区如同发去各地新华书店,没有多大麻烦。而且,这当中需要的费用包括希望工程的开销,都由出版社负担。希望工程的大印因而盖在了两家的意向书上。持有两个大印,如同得到了皇上的圣旨,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商界里就好办事了。
自此之后,我大胆地放开眼线,撒向了上海最大的企业和个人。我对他们这些人所有的游说版本都一个样:您支持我们的工程,如同你们每年的慈善捐款;捐款将变为书籍直接给穷孩子;你的企业凭借希望工程的证明可以得到财政的免税优惠待遇。结果出奇的顺利,无论宝钢还是汽车、医药集团纷纷解囊。顺利加盟。

再下去就是按合同和规章操办了。短短几个月,1000万资金到账,图书出仓,贫困地区小学拿到从天而降的免费书籍。出版社更是喜出望外,一仓库马上就要成为纸浆的书竟然变成了精神食粮和资金。希望工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个大印既换来了如此显赫的政绩,也得到了轻易而来的资金赞助,于是将那精致的水晶希望工程纪念碑送给了我,说是他们知道了出版社编辑的能力。各方面都被“盘活”,独有兄弟留下小小的悲哀。领导答应的10%的奖励,到最后变成了0.1%的奖励,说是口说无凭,当初没有同领导签下合同。真是千无赖,万无赖,想不到身边的头最无赖。家盗猛于贼哪。

不过,兄弟我心里更多的是些许得意。谁说书呆子不中用,这不就空手又套了一回狼了么?
 

           

小小的编辑部中蕴藏着很多大乐趣
我在国内当编辑时遇到的人和事 (下)                                                                                                                                                                                     亚利桑那州   慧明

 

                            本文作者慧明
                                  
出生上海,下乡十年(江西井冈山)。恢复高考后考如入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专攻中国古代史史学史专业。毕业论文

                                “唐代史馆略论”获优秀论文奖,获得历史学士学位。1983至1985于上海长阳中学任历史教师,后成为编辑。期间发表教育

                                   论文“论普通高中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开发”(《上海教育》1985年第10期),第一次在上海教育界提出要在学生教育中重视

                                “非智力因素”。同年,本人任教的高中毕业班以25%的大学入学率,创造了该校高考入学的最高纪录(该校历年入高校的比例为1%)。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和上海远东出版社任职数十年,参与了《汉语大词典》编撰的全部过程,是《汉语大词典》2至13卷的署名编辑之一。曾出版著作《中华古代文化辞典》、《中国古代器物大辞典》等数十本著作,现退休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