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1985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当讲师。当时土博士凤毛麟角,但海归的洋博士,吃过洋面包的进修学者,在重点院校可比比皆有。不搞上一段洋插队,想在复旦混出个样,难!所以我处心积虑,联系去美国作博士后。

互联网搜索引擎当时还没诞生,我只能翻国外高分子化学刊物的文章,查合适的美国教授名字和通讯地址。至于别的信息,两眼一马黑。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就找到五十多个,不管要不要人,我就给他们写信,毛遂自荐,大海捞针。

我没有光鲜的简历,也不会自我包装,好在有过十几篇文章发表,盼望撞上大运,有人慧眼识珠。信总是泥牛入海,个别有回的,也是客气地告诉我,你条件还行,可我们没想招人。

1987年初,我收到了佛罗里达大学巴特勒教授的来信,说对我有兴趣,要尽快寄去两封推荐信。巴特勒教授是高分子科学杂志综述分刊的主编,我和我的导师写过一篇综述文章,以我的研究为主体,投稿给他并且发表了,我是第一作者。

可是一看这封信的写信日期,不对了,是半年以前的!我气急败坏,顾不上追查是怎么回事,急速回信,附上那带有邮戳日期的信封,解释一通,结果当然是黄了,巴特勒教授这段时间不能等我,已经答应给了另一个人。巧得很,后来我知道去的是我在北大的老师,李福棉教授。

那些日子我懊丧至极,万念俱灰。人们说,老天爷从你手里拿走一样东西,就会给另一种赏赐,可我要的还是那样东西啊!

5月的一天,我照常到跃进搂三楼上班,看见广告黑板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霍尔教授要到我们学校做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电荷转移聚合”,这正是我硕士和博士论文的题目啊!只不过我搞得更窄一点,加个“光照下”。好亲切!全世界也没几个人涉足这个领域,踏破铁鞋无觅处,知音得来竟全不费功夫!

霍尔教授高大威武、略微驼背、慈眉善目,讲话很慢、很清楚。报告后安排了我和另外两个博士生座谈,我精心准备了发言,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中间休息时,霍尔教授要上厕所,幸好我们那个楼常接待外宾,男厕有一个外国专家单间,备有抽水马桶,可是领他进去了好久,人也不见出来。教研室主任江明是出过国的,这时候猛的一拍脑袋:糟了,厕所没有手纸,赶快去送!

霍尔教授带着这个难忘的记忆继续周游中国,在北京访问我的母校北大,见了我的二导师曹维孝,又一次听人谈到我的工作。

时候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等他回去,我就往美国写了一封信,说想去他那里做博士后。

霍尔教授回信神速。第一、他目前没有经费;第二、他要在1988年上半年去德国做6个月客座教授,所以眼下不能答应我。但是门没有关死,他附上一份自己学生的博士论文,是一个光聚合的题目,那个学生已经毕业走人,问我如果继续下去,想怎么做。这是在考我啊!我仔细读了那份论文,不敢恭维,方法老旧,留下的问题多多。而光聚合的动力学和机理正是我的专长。

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我写出了一份提案,那时还没有电脑,写东西全靠打字机,我自己又没有,只能下班后找办公室主任借钥匙,用公家的,还不能公开张扬。

七月份,霍尔教授第二次回信,肯定了我的设想计划,拍板给我一年博士后的位子。1988年9月开始,年薪一万七千五百,把那个题目继续下去。那时在国内,万元户就是土豪大富,我每月工资才一百出头,那年薪对我是天文数字。我不敢喜形于色,甚至还保持着秘而不宣,一方面继续与亚利桑那大学方面联系,完备申请签证的材料和手续,另一方面在图书馆没日没夜地查阅和我未来题目有关的文献,丰富这方面的知识和思路。

一年太漫长,果不然夜长梦多,出了麻烦。那年三月,系里曾派我参加了一个出国人员英语水平考试,后来知道成绩通过了,除了有点沾沾自喜,也没多指望。我初来乍到,公费出国排不上号。到了十月份,学校突然来通知,要派我去法国作高级访问学者,时间半年,国家出资,先要脱产一年学法语。

换个人,这也许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对我,却是天打五雷轰!半年,屁股还没坐热就得回来,再说会那个法语有什么用。我连忙跑到人事处师资科,把已经联系好美国的事和盘托出,一女不嫁二夫,请他们把名额让给别人,一举两得。但是,领导上说,你的这个方案经过系校讨论,并上报了教委,那是铁板钉钉,不能更改。如果放弃,就会影响复旦以后收到公派指标,而且也不会同意你去美国。你还是从大局出发,别辜负学校的重托,出国不是你个人的事,国家有计划,学校有安排,现在政策是向欧洲倾斜,我们要多向欧洲派人。

1987年,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一点。出国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没有辞职那一说,都必须走公派这条路,占教委下达的指标。那一年复旦总共才收到八个,我如果浪费一个,简直是罪大恶极。

万般无奈,心急火燎,我想到一个高干子女的大学同学,她母亲正在国家教委当顾问。我们虽说交情不深,怎么也得拉下脸来求她一回了。先写了一封信,又觉得诚意还不够,乘火车到北京,在另一个同学陪同下登门造访。

她的夫君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当时在全国人大工作,他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将来在美国呆得好,还是尽量别回来了。”以我当时的思想水平,这不简直就是叛国投敌吗?我撑死也就是想争取延长一、两年,镀的金厚一点,再说,不回来,也一万个不可能啊!后来,我每每想起他的预言,就感慨这个圈子的人太思想超前、高瞻远瞩了。

这个同学只是点了头,后来没有通报任何情况,我也不去追问。为了双保险,复旦校方我也拐弯抹角托了人。原来到急眼时像我这种“闷骚”,也能搜出几个关系、找到几个门路。

学校一方后来没有动静,去法国的事、学法语的事,断了下文。我一天天熬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渐渐传来一些风声,似乎政策在调整,出国的限制有所松动。我们的系主任王立惠教授也在办去美国当访问学者,这都是他第二次出国了。有他这棵大树罩着,我可以乘凉。

霍尔教授不断和我通信,寄来参考文章。年底他寄来了签证表格,叫IP66表。这是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我拿着表去问人事处,回答说“收到了你就填呗”!这可是个暗示,极其鼓舞人心。

要打字填写地方虽然不算多,我还是心惊胆战,一再提醒自己,屏住呼吸,千万别出错。可事情总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啪”的一下,打错了一个字母!我吓得灰飞魄散,哭丧着脸问出过国的老师怎么办,是不是要求再寄一份。他们笑了,这有什么,拿涂改液涂上就行了。可这表格是两层的,下面一层是粉红色的纸,不会让人家看出来吗?在中国,涂改文件,这可是大罪名啊!办事人员绝对会把你拒之门外。对方说:“没问题,放宽心,美国人不在乎这些。”后来我到了美国,填过许多表格,错了用涂改液的情况多了去了,有时甚至就用笔划掉,只要旁边加个姓名缩写就行。

时间推移,到了1988年,终于有了痛快话,我去美国的事正式列入复旦计划,叫做“自费公派”。也就是美国出钱,中国出指标。至于那个去法国的名额,我没去打听,非诚勿扰嘛。

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份量身订做的博士后工作,霍尔教授那个题目需要有人收场,我正轻车熟路,招之能战,“非你莫属”。而且时间又凑巧,早了没招人计划,再晚我就得去法国。这样的几率有多少?百万分之一都不过分!

七月份,上面又来了新招儿,公派出国的,一律要有担保,进行公证。担保人在被担保者没回来之前,不能出国。如果逾期不归,担保人承担一切后果。这让我大大的犯难了,我在复旦是个外来户,没有深交,而且人人都盼着出国,谁肯为我冒这个风险,给我做嫁衣裳?

我只好硬着头皮求跟我合作过的李善君老师,他很爽快,行!自己刚刚从国外回来一年,不会这么快再出去。我心里那个千恩万谢啊!

人算不如天算!我后来滞留不归,到了第三年,李善君真的联系到了一个到美国的机会,人事处拿出了那份担保书:“你得先把李橦叫回来啊!”接到李善君的来信,我进退两难寝食难安,一方面与学校联系,能不能“换保”,一方面也合计着万不得已打道回府,总不能背信弃义,遭人唾骂吧。

事情到底没那么糟,李善君在学校人脉广泛,路路通,自己摆平了此事。大概复旦也不想太为难我,过不久我被除了名,紧箍咒彻底没了。

接着,到上海外院参加出国前集训。出国纪律,为国争光,警惕敌对势力之类,最主要是组织我们去美领馆签证。看着许多因私出境的人哭丧着脸出来,我们个个胸有成竹。集训班一期班四十余人,我在名单上看到一个复旦历史系的,也去亚利桑那大学,竟然还有伴!休息时,我站在教室最后,大喊一声他的名字,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吃惊地向我看来。我们认识了,后来合租一套房子,成为好朋友,一直联络至今。

九月一日,我离乡背井,走出国门。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一个丛山中的盆地,沙漠中的绿洲。
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鲜,那么诱人。据说人过四十不学艺,我年四十有三,还要面对一片全新的世界,为前途而打拼。

霍尔教授所在的实验室叫马威尔实验室,马威尔被称作“耐高温高分子之父”。霍尔教授是他的关门弟子,正宗传人。他正过六十大寿,老当益壮,精力过人。手下有一个近二十人的研究组,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比利时、法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各半,分在两个大实验室。

中国人有四个,多时达七个,其中一个是我北大学长,高我十二届,从化学所来的,也是我导师的研究生,出国前我们就认识。

我自己的中心任务转移了,现在是把我太太也快弄出来。任务艰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太太在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建材学院,也搞高分子化学,学校让她学了一段日语,但那个小单位根本弄不到公费出国名额,我们的目标是到霍尔教授手下,为此我必须进一步取得他的好感,而且,是特殊的好感。

霍尔教授对出文章特别看重,每年有十多篇发表。在他的办公室门外订着一张纸,列出当年每个人预期发表文章的目录,不时更新,我就在文章方面做文章。

出国之前,我把霍尔学生那篇博士论文跟我的工作合在一起,写了一篇综述。经他的修改,送到欧洲化学综述杂志,收取了。另有一篇半成品的文章,来后补充一点数据,挂上他的名,也发表了。这样,我的工作还没正式开始,他已有两篇文章进账。

综述也署了那个博士生的名,也姓李,美国人的李。一次她回访霍尔研究组,来感谢我,是个非常漂亮、非常爽朗的姑娘。我说,你的工作很好,为我打下了基础。她大笑,哈哈,还有人夸我!让霍尔教授头疼死了!原来她早早找到了工作,没心思做实验,霍尔教授只好放人,留下了这么一个摊子。我心里话说,幸亏你搞成这样,否则我还没机会来呢。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摆开一幅甩开膀子大干的架式,把在北大的实验装置照样搬来,重新规划了研究思路,象个行家,课题很快出现了新气象。我甚至拿出在北大读研究生的玩命劲,周末来加班,不过被霍尔发现后制止了,一个人做实验,万一出了事故,会很麻烦,他也不赞同超时工作。

霍尔教授手下每人题目五花八门,范围广泛。他对我说,我就是个商人,到处跑,为你们搞钱。可实际上,他对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亲躬必问,事无巨细。他学术领域之开阔让我五体投地。两个星期一次的书面汇报,他都刨根问底斟字酌句地讨论,隔一段时间他就会逼我停下来,看点文献,充电。我进展顺利,不到半年,已经有一篇文章投稿送出,另一篇初具雏形。

到了我跟他提要求的时候了。按照别人的指点,我拿着我太太的简历,请求他安排一个位子,一年五千元工资就行,这是取得赴美签证的最低限,实际上这个钱从我的工资扣除就是了,买一送一,不赔本。
霍尔教授想了想,先寄两封推荐信吧。

在国内搞两封推荐信还不是易如反掌,信件一去一来以后,他对我说,看来虎夫无犬妻啊,我们先雇她半年,钱还是要给的,不太多,四千五。这结果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我太太那边马不停蹄办起了手续,报系校批准,到建材部申请指标,找人担保公证,托人买机票…赶在1989年的6月4日之前来到了美国。后来霍尔教授给我们延长了一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非常快乐、非常充实的时光。

还有一件事,是他给我上的刻骨铭心的一课。那时我在起草一篇文章,因不大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就自以为是地用我的“理论”诠释组织实验数据。他十分生气,说:“你要晓得,我花钱请你来,是要证明我的观点的,不是来证明你的观点的。”

是啊,拿人的钱为人办事,话糙了点,理却十分深刻,天经地义。以后我换过许多次导师老板,一直记这个话,当作处事的一个原则,摆正自己的位置,安心自己的处境,尽责尽职。1990年4月,霍尔教授派我参加了一次美国化学年会,主要任务是到招聘市场寻找新的工作。8月份,我们离开了图森,转到密西根。

是霍尔教授把我们带到美国,开始了我们的美国梦。25年来,我们年年圣诞节寄卡问候,互通情况。他以85岁的高龄,仍然活跃在科研领域。
 

           

当年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年薪一万七
我是怎样在1988年争取到来美机会的

                                                                                                                                                                华盛顿州    李橦

 

                             本文作者简历
                                    1963至197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70至1978年赴 河北省阜城县插  

                                    队落户,曾担任当地的中学教师,后到当地化肥厂工作。1979至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硕

                                    士学位。1983至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发展,在美国化学文摘社任科

                                    技情报高级分析师,现退休居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