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我们是六九年一月十八日离开首都北京,奔赴陕北插队的。一路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二十日傍晚终于抵达了第一个目的地白马滩公社。当汽车慢慢地爬上了最后一道山湾,早已等待在那里翘首以盼的人群顿时欢腾起来。敲起了锣打起了鼓,唢呐吹得震天响,场面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喜庆的人群。人们三三俩俩,男人们系着白羊肚手巾,女人们穿着花衣服,小娃娃们高兴的在大人们中间穿梭追逐打闹。
        各生产队前来迎接知青的人、看热闹的人,加上数百名新来咋到的知青,连汽车带行李把窄小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少有的笑容。如此偏僻的山村一下子聚集这么多人,空前的热闹,欢天喜地。后来听村里老人说:“他们这辈子只见过两次大队人马到这穷乡僻壤来。第一次是国军进攻延安路过此地。第二次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热闹的场面驱散了我们一路的疲劳。老乡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不住地打量着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洋学生,原以为我们是娇生惯养、身穿绫罗、头带绸缎的娇小姐和阔少爷。望着我们一个个浑身落满了黄土、一脸疲惫的样子。原来都是些十七、八岁不谙世事的孩子。    

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头几天公社就做好了准备,公社的大院里靠墙一排大锅,热腾腾的饭菜冒着香气。吃完饭之后又在公社的大礼堂里开了个会,热热闹闹的。公社领导站在台上讲话,我们站在台下听,会议之后离着村子近的知青就被老乡接回了村,我们离得最远,有二十多里的山路。接我们的老乡在公社等了整整一天(已接连两天来接人却不见人影),因为路途远就回去了。我们这些离得远的知青就在公社的大礼堂里蹲了一夜。

第二天来接知青的生产队都是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唢呐、手举着花杆来的,煞是热闹显得喜庆。拉着行李的牛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跟着老乡。我们跟在最后面哩哩啦啦地走着和老乡聊着天。男同学们天性使然,生性好动,抢着敲锣、打鼓、摇花杆,无拘无束好不热闹。我们走过一道湾又一道湾,不停地向老乡打听,还有多远的路,回答;“不远,快到了。”又绕过了几道湾,还看不到村子的影子,我有些不耐烦,忍不住问了我身边的老乡(焕阁姐):“还有多远哪”?她答;“不远,就二十里。”我们听了都惊呼一声;“天哪,爬二十里的山路还不远哪!”

 

一、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队十六名知青分别住在四户老乡家里,我们五个女同学住在一屋。虽然陕北多居窑洞,特点为冬暖夏凉,但当地人认为房子比窑洞体面气派。因此村里老乡把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我们住的那个院子还有一口水井,这在陕北水资源奇缺的地方可是最优厚的条件了。因为全川仅有三口井,我们村占两口井。
        我们到的那天,一进屋子,地中央摆放着一个崭新的炭盆架子,坐在上面的炭盆里生着炭火,炕也烧得热乎乎的,门的上方拉上了一条挂毛巾的绳子。炕对面的墙边搭起了一条放箱子的长木板。墙洞里放着一盏崭新的煤油灯。我们到来之前队里就为我们做好了各种准备,买来了炊具、灶具。去韩城买来了萝卜、白菜,还杀了一头猪,还砍来了高高的一摞干柴供我们使用。队里派了专人为我们做饭。
        晚上,在队部开了欢迎会,拿出了山货招待我们,核桃、毛栗子,还有从韩城买来的南糖,特别甜,那些男知青也毫不客气地抢着吃。到农村后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过了年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的一片。田地里、树枝上、窑背上都落满了积雪,村子对面的大道上也积满了雪,阻碍了过往行人,队长边敲钟边喊:“扫雪啦,扫雪啦。”社员们陆陆续续地拿着大扫帚,从村口开始扫起来。我以为打扫卫生做好事,也连忙跑出来,到生产队的大房子里拿了一把大扫帚,追上扫雪的队伍扫了起来,边扫边欣赏雪后的风光。白雪衔天连地,气势磅礴,使人心情豁然开朗,农村的雪景比城市的好看多了。山脚下,隐隐约约露出的农舍,屋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在白雪的衬托下简直就是一幅印在天地之间的山水画。
        扫到两村交汇处与邻村扫雪的队伍相遇,分别分到了两个村的知青见面分外高兴,大家笑着喊着,喊声撞击在山谷里,发出一连串的回声,回声在山谷中荡漾。下乡以来第一次感到心情这么舒畅。扫雪回来,队长说:“扫雪的记一晌工分。”我这时才恍然大悟。这就是下乡后的第一次劳动。
        最艰苦的劳动要数挑粪,生产队本来就缺少劳动力,我们的到来壮大了劳动队伍,成了主要劳动力。挑粪是春播前的重头活计,所有地里的肥料全靠肩挑人扛,工时长,费力气,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干完。
        往山上挑粪又是大家最不愿意干的,又是不得不干的活,因为大多数的地都在山上。第一次挑粪是在高头村,从猪圈里把粪挑到窑背上的山地里要走几个之字形的坡路爬上去,再走一段平路再爬一段坡,才能到达。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无论是爬山,还是担担子,都是困难的。我们这样的人空手爬山也会气喘吁吁,空着担担子也会前晃后摆的,更何况要装满粪爬山呢。前面的筐子低了,就要撞到山坡上;后面的筐子低了,就失去了平衡,肩膀压得又红又肿直不起腰来。一晌活干下来,路远的要挑三、四趟粪,近的也要挑八、九趟,干了一晌活,说什么也爬不起来了,躺在炕上象散了架子一样。
        我们就这样干一晌歇两晌,一个月没闲着,到月底一算工分,总共才干了八、九天的活。原来一天分三晌,分别为早、中、晚,最高劳动力分值一天为十分,也就合折四、五毛钱。我们队是这条川最好的生产队,这个收入相当可观了。
        挑担子是山里人基本的劳动技能,挑水、挑粪、收割回来的庄稼都要一担一担的挑回来,多数的农活离不开挑担。后来我们都练就了一身挑担的本领,上山挑担子平稳自如,平地挑担子双手可以不扶着扁担,扁担两头一颤一颤的,非常轻松得劲。
        拿粪是一种类似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由于山区地薄肥料缺少,在土地薄的地里种庄稼,用撒粪的方式上肥就会使肥料分散流失。因此就采用拿粪的方法,也就是用手抓粪。春播时一个人在前面赶着牛犁地,中间的一个人胳膊上挎着一个装满粪的筐,抓一把粪撒在牛犁过的沟里,后面的那个人再把种子点在粪上面,同时用脚把土盖上。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土地贫瘠的地方普遍使用。
        还有更原始的拿粪方式呢,上川的生产队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但地域广阔,他们选择刀耕火种的方式,即挖一个坑,抓一把粪,点几粒种子,这些活我们都干过。现在那些村落早已改为了林场。

二、自由散漫的知青生活
        自从我们来到了农村就开始了自由散漫的集体生活,有组织无纪律,集体灶是唯一一条连接我们知青间的纽带和桥梁。几年来,无论我们之间闹过多少矛盾、产生过多少纠纷,我们的集体灶始终没有散伙。常年在一起生活免不了出现摩擦,无非是因为砍柴、磨面这两件事闹分歧。
        起初砍柴大家一起出动、磨面轮流去,由于初来咋到,又是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无计划,十几个人打来的柴,三、五天就烧光了;磨一百斤的粮几天就吃完了,隔三差五的就要上山打柴或去磨面。
        新鲜劲一过矛盾就出现了,不是柴烧光了就是粮食断顿了。由于男生不爱去磨面,害得大家都挨饿,后来规定,男生打柴、女生磨面,好景不长,个别男知青偷懒,时常断柴,女知青提出抗议,他们不打柴,我们就不磨面,状况时好时坏,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分灶的。
        分灶在别的村早不是新鲜事。因为集体灶在我们十六个人的心里是默认的、是温暖的、是集体的的象征,它帮着我们克服了孤独和寂寞。每年从北京回来首先到集体灶上去吃饭,有集体灶在就有温暖。我们的口粮由生产队保管,吃完找老代表领去,后来知青陆陆续续地离开参加了工作,人员不断减少,我们仍然坚持过集体生活。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没有回北京,我们那里只剩下我们三个知青在一起做饭吃,时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事,让我们忍俊不住,留在那里的那个男生不会做饭,等吃现成的,也总是显得臊眉耷眼的,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下工回来,看见他神气十足地站在窑门口,进屋一看,灶上做着一锅热腾腾的棒子粥。我俩喜出望外直夸他做的香、做的粘糊、好吃。他很得意,眼看着我们很快吃完了,我们问他,“你从哪里弄到的碱面。”他一指桌子上的洗衣粉说:“那不是碱吗?”我们俩又气又乐,乐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我们那里的白面少,只有麦收才敢大胆的吃几天馒头,终年以玉米面为主,顿顿吃黄馍。这里蒸馍也和北京不同,发酵不放碱,蒸出的馍有一股刺鼻的酸味。
        我们村地势高、气压低、水硬,蒸馍耗时长,需要3个小时,不发酵很难蒸熟,吃了肠胃受不了,平常买点碱舍不得用,熬棒子粥时才舍得使。我们曾经用草木灰淋出含碱的水煮棒子粥喝。起初吃酸黄馍实在咽不下去,饿得不行了才强忍着吃一点,填个半饱。但我们整天干的都是体力活,没力气不行,因此不得不吃,渐渐地酸酸的黄馍也能咽下了。那时我们经常因为吃饭发愁,饥一顿饱一顿,生活无计划,可口的死劲吃,不好吃的宁肯饿着也不吃,分给我们的一百斤白面不到三天吃个精光。
        七零年夏天天旱少雨。老乡提醒我们要作准备,抓紧时间磨面。我们都没在意。结果水渠的水量不足带不动水磨,我们的粮缸也空了,大家才着急。从队里借来毛驴,磨一天的面才够吃两天的,男生也不帮忙,一气之下面不磨了,大家吃炒麦粒。
        我跑到老乡家去吃蹭饭。那时为了调剂一下胃口,我们不惜步行往返四十里山路到公社街上的一个小饭铺去,就为了买个馒头吃,还是两样面的馒头。后来队里给我们买来一头小猪,别看我们生活过的艰苦,小猪过的可是幸福生活,和我们吃的是一锅饭。在陕北光吃粮食不吃菜,终年没菜吃,也没听说过吃酱油,除了盐和辣子没有任何调味品。我们每年从北京回来,带回的咸菜、酱油膏像宝贝一样珍藏在箱子里舍不得吃。
        七零年夏天,根据中央知青政策,队里分给我们七分自留地种菜,夏天可以有菜吃了。后来村里也开辟了一块菜地,老乡也开始吃菜了。

三、情趣与快乐
        别看我们生活的艰苦,劳动充满了艰辛,但是我们生活很快乐。多苦我们不怕。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和快乐。
        这山里的小动物特别多,什么小松鼠、野兔子、花鸟、野鸡随处可见,甚至是小狸也能碰到。每年秋天玉米快成熟了,可恶的獾出来捣乱,一夜间成片的玉米被糟蹋,一年的辛勤汗水付之东流。
        粮食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生产队郑重作出决定,捉着一只獾者奖励巨额现金2元,记一天工分,獾归自己。这对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确实诱人,但十分辛苦,往往是在荆棘中追杀一夜一无所获,却伤痕累累,衣服裤子被刮破。男知青具有好斗的天性,一听这样的趣事就来了神。
        一天,几个男知青带上老乡家的大黄狗出发了,拼杀了一夜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倒是义务看了一夜地。几个人不死心,第二年开春又上了捉獾的瘾,春播后农闲几个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样的事我也兴趣盎然,早上背上干粮,带上老乡家的四只狗朝着梨树沟的方向进发。我们沿着大道走了十多里路,在曲着村的坡下拐进了一道支川到达了梨树沟,在老乡家喝足了水开始上山,一路追寻着獾的踪迹。
大狗不停地嗅着地上的气味,一会跃上山头,一会冲到沟下,一会飞快地奔跑,一会突然停住仔细地嗅寻着獾的气味。我们一个个都跟着跑得气喘吁吁,始终也没见到獾的影子。虽然很累但大家兴致不减,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出没在没有路的路上,荆条打在脸上、身上,树刺扎在手上也不介意,仍然兴致勃勃地穿梭在树丛中。
        我们也无暇留意这里的风光,也不能顾及采摘山坡上的野韭菜、野葱、黄花,两只眼睛紧盯着狗跑的方向。正午时分不知不觉来到了大岭上,太阳高照,又干又渴,我们翻过了两座山梁,在一个山洼里发现了一潭积水,我们如获至宝趴在水坑边喝了个饱,清凉甘甜。
        和谁完毕之后最后定睛一看,喔,水里有那么多的浮游动物。太阳偏西了,看来没有希望捉到獾了,我们打算回村,正向山下走去,突然大黄狗狂叫着,发疯了似地窜了起来,我们顿时来了精神,顺着大黄狗跑的方向望去,这时候我们看见草丛中有一个灰家伙,正是一只獾。獾也发现了危险,纵身一跃,拼命地逃窜。大黄狗在后面紧追不舍,其余的狗也从四面包抄过来。
        獾也非常狡猾,掉头钻进了灌木丛,在灌木丛中钻来钻去,人是无法进去的。狗们发挥了优势,机智、勇敢、身体灵活、善于奔跑,它们在树丛中围追阻截,獾没有办法,只好逃出灌木丛。
        几只狗把它团团围住,男知青们也手拿树枝边抽打边包抄过去,獾无法冲出包围圈,终于寡不敌众。我们欢呼着、跳着,男同学们兴奋的轮流背着战利品兴冲冲地踏上回村的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填饱肚子是唯一的期盼。
        按原路返回我们迷路了,在山区迷路并不可怕,只要记住方向,沿着任何一条沟向下游走去都可以走出山林,我们已经翻越了几道山粱,估计离我们村不远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沿着一条沟向下游走去,果不出所料,在离我们村不远的一条沟里走了出来。
       

四、心酸的事
        说起插队下乡的故事有快乐的,也有心酸的,在我们上川有一个村子叫“富家崖”,其实穷得很,每年我们队都去他们队帮工。他们队有个队长,为人心地善良、好心肠,当时大概四、五十岁了吧,自己拉扯着一个小女儿过。
        六十年代初,一天,来了个婆娘带着俩个八、九岁的孩子,说是河南老家闹饥荒,饿死人,丈夫也死了,求他收留下给口饭吃就行,老汉就把她娘几个留下了。他们家日子过的平静安稳,后来还生了个小闺女,队长心里美滋滋的。
        这样的舒心的日子过了几年,七一年秋,他们家里接到了一封信来自河南的信,说是找媳妇孩子的。原来河南闹饥荒时,他婆姨全家人也去逃荒要饭,为了活下来,她和丈夫分别带着孩子各自寻活路,商定将来要是还活着,他们要相互找到,这封信正是她丈夫找她的。
        当时,队长知道后心里怎么想的,是心酸还是难过我不清楚。但是队长去了公社的合作社,扯回了花布、买来了蓝布,想必是做新衣服用的,从我们村前的大道上过,还向村里人喊过话。
        又过了些天,队长穿着新衣服和他要走的婆姨和孩子也都穿着新衣服、扛着包,他去送她婆姨回河南的情景我和村里人都看到了。第二天,他孤零零地一个人回来了,从我们村前的大道上经过,没再和村里人打招呼,匆匆地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清楚地记得,他身穿一件崭新的天蓝色的衣服。村里人说:“他说还是送她回去吧,让她和她原来的男人大人孩子全家团聚吧。”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难以忘怀。我只知道人称他“大会计”,这人约四十来岁,一直没结婚娶妻,他曾受到过豹子的惊吓,原来他家住在梨树沟,比较偏僻,离大队较远。
        一年冬天的夜里,他在算完年终结算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只豹子,豹子趴在了他的肩上跟着他走。这可把他吓坏了,他一直不敢动,豹子见到没有受到威胁,从他肩上下来走了,当时他就吓瘫倒在地上。
        多少年过去了,他一直缓不过来劲,所以也就一直单身一人。七一年夏天从大岭上急急忙忙下来一个人,找到村里人说,“他在大岭上,遇到一个妇女带着一个不大的孩子和她男人,他们正走在大岭上,那个男人突然倒地口吐黄水死了。”这荒郊野岭的,方圆几十里无人烟,正让他碰上,那个女的说:“谁要是帮她把她男人埋了,她就把自己给谁。”

那人一听这是件好事,急忙下山告诉村里人。村里人也一致认为这是好件事,立刻找到没媳妇的大会计,跟他一说,大会计立马就带着人带着东西上去了。他把人埋了,带着媳妇下来了,大会计也有了自己的家。后来他家搬到了宁家湾,再后来还有了娃。在我离开农村的许多年之后,大会计因病去世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时经历过的往事,历历在目,心酸的,快乐的,故事太多太多,说也说不完。
 

           

年轻时不会计算一年的白面三天吃光
我当年在陕北插队所过的日日夜夜

                                                                                                                                                               加州    戴延丽

 

        【本文作者戴延丽简历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从北京到陕西省黄龙县白马滩公社河西坡生产队插队,一九七二年到北京师范学院上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退休后来到洛杉矶住在女儿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