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沪剧是上海地方戏曲,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滩簧、申曲演变而至今日,说唱念白均为上海方言,也因为最早是从上海周边农村发展而来,故而还夹杂着上海周边农村的本地话,它江南丝竹的曲调散发着清新纯朴的乡村气息,通俗易懂的话语又很容易一下子扣住听众观客的心弦。
老一辈的上海人对於沪剧都情有独钟,至少都熟悉了解,有的还能哼唱几句,我就是在我妈妈和姐姐的影响下,喜欢上了沪剧。
听我姐姐说,我舅舅以前曾和姚慕双、周柏春二位上海滑稽大师同在上海育才中学念书,是同班同学,且舅舅和周柏春又特别要好,周柏春常来我外婆家玩,大家都很熟悉。
        我妈妈是沪剧迷,经常请周柏春唱“志超读信”等名段,后来周柏春考上了上海大世界剧团,很少有空再来我家了。90年代有一次我碰见周柏春老师,问起了这些往事,他惊喜地说:“你舅舅还好吗?”
其实我舅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作古!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竟然有人会因为喜欢沪剧而送掉了性命,这个人就是我的朋友谈元泉,小名叫艾艾。

记得在“文革”之前的几年里,我们那些沪剧爱好者(那时还谈不上沪剧迷,仅仅喜欢听听和学唱几句)基本上都是些邻居或同一居委或同一街道的20岁左右的青年,经常聚在一起学拉学唱或者拉拉唱唱,现在就叫做“沪剧大家唱”。
        目前在上海据说有几百家“沪剧大学唱”,当然还有“越剧大家唱”、“京剧大学唱”等等,几乎每个街道小区都有举办活动,让广大的戏迷也有一展歌喉和聆听欣赏的地方。我每次回上海也经常去那里观赏,在朋友推荐下,时而也拉上一曲。
        而在那时,我家所在的静安区洒宁街道文化馆,便是我们这些沪剧爱好者经常活动的地方。我当时在跟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沪剧团的前身)的琴师姚老师学拉二胡,故也有实践锻炼的机会。
後来大家不满足於每周一、二次的固定活动,就晚上几个人在你家或我家弹拉聚唱。再後来就走进了街道,跨出了本区同其它地区的沪剧爱好者一起拉拉唱唱,所唱的内容无非是传统剧和现代剧,象《雷雨》、《妓女泪》等等所谓老戏,也有後来被改变成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的现代戏《三代人》和改变成京剧《沙家浜》的沪剧新戏《芦荡火种》等等等等。
        朋友间会互相通知某日晚在某路几号,至於是谁组织的却不一定知道。到时候一定人丁兴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来唱唱的也有来听听的,有时整个屋子都坐满,连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最多的还是些静安区的戏迷,因此也就有了以後所谓的“静安区沪剧团”的伪称。而房东家也一定是沪剧迷,愿意让出屋子给大家唱戏,有时还有茶水供应。
        这样的活动一般都在晚上七点开始,至十点前一定结束,太晚将影响人家及四周邻居。结束之後三五成群各自回家,有条件的去宵夜。
        当时大家工资普遍很低,故宵夜也很简单,虽然也会互相轮流着做东,但毕竟也需要一定支出。我没有条件,所以一般也就自觉回家,而谈元泉当时是上海钢管厂司炉工,三十多岁,为人豪爽大方,家住曹家渡,有父母、妻子和儿子,据说许多时候宵夜都是他埋单,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老阿哥”,可是也因此埋下了杀身的祸根。
        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结束後一定要我同去宵夜,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没多久“文革”就压顶而来。
        “文革”开始时,我们还没有受到冲击,虽然文艺界首当其冲,但许多剧团还仍然在演出,比如“爱华沪剧团”当时就在演出沪剧《红灯记》,袁滨忠主演李玉和。
        那时,他们剧团正巧搬到了延安路夹黄陂路口的一条弄堂里三楼,而我当时所在的工艺美术公司在二楼,我当时还参加了公司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而小分队里也有一位沪剧迷,我们俩商量一起上楼去找袁滨忠老师。
        那天我们果真找到了他,当我说明来意後,他很爽快的拿出二张当晚在“解放剧场”演出《红灯记》的戏票,拒收我们的钱,说送给你们二位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这位令我钦佩的沪剧大师,我极欣赏他的袁派唱腔,後来听说他被迫害至死,半晌呆在那里说不出话,脑中一片空白,扼腕叹息不止。
        这段时期,我们那些沪剧迷偶尔还在一起拉拉唱唱,但绝不敢再唱那些所谓传统老戏了,只唱现代戏。与此同时,我们相聚次数也大为减少,相对比较熟悉的人才聚聚。而教我拉琴的姚老师也不再教琴了,他给我的民乐和沪剧曲谱还在,我只能自学。记得每当走在街上,广播里播放二胡独奏曲《北京有个金太阳》,我就会驻足倾听,我买不起半导体收音机,只能按照那曲谱上的指法手法记号慢慢学习。
        不久,“文攻武卫指挥部”成立了,也诞生了“革命样板戏”。有了“革命样板戏”,同时也就有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
        第一次我听到这个罪名是一位邻居朋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据说上海浦东一位说书先生根据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变成了浦东说书,很受当地农民喜爱。然而为了增加噱头,他把座山雕同杨子荣的智斗描写超出了规格,说座山雕从椅子上连翻三个跟斗,跳到了杨子荣面前……并且手舞足蹈,引得观众大笑不已,这无疑有座山雕本领超过杨子荣之嫌。这还了得。
其实,许多剧种,如评书、相声都有这种增加噱头、哗众取宠的表演手法。例如前不久,上海评弹团来洛杉机演出,表演“白蛇传”的一位女演员在说到白娘子在西湖边同小青说话时扭头一看,看见许仙,便用英语说了句“My Husband”(我的丈夫),一下子引起全场观众笑声叠起,本来说书先生并非有意座山雕,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於是“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便应运而生。要知道,这个罪名是极其恐怖的,它属於政治问题,它和“反革命”毫无二致,和它沾上边就很难有翻身之日。
        无独有偶,又有一位跳芭蕾舞的业余爱好者,在跳芭蕾舞《白毛女》时大概加上了自己的发挥,自然也被戴上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帽子,这样的消息传到江青耳朵里,女皇雷霆大怒,一声令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发现上海竟还有这么一群人在唱沪剧,用“三代人”代替《红灯记》用“芦荡火种”代替《沙家浜》。
        最要命的是《甲午海战》中的“祭海”一曲,其中有这么一段:“……夜蒙蒙,海潮涌,朝朝盼,盼你们回家中。早朝只见红日升,晚朝只见彩霞涌,踏穿江边青山石,啊,望不归父子影无踪……”
        这段唱词被影射意指盼望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何等反动。听说人民沪剧团里作曲作词的董老师,被斗得够呛,於是文攻开卫的业务里就增加了新的内容。
        当时静安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在胶州路601号,起初办学习班,称为“601学习班”,地点却在新闸路1324分部,学习班的对象为经常参加拉拉唱唱的戏迷将近20位,开始背对背交待。曾经在什么地方唱戏,谁唱什么,谁伴奏,谁和谁经常在一起,搞过什么流氓活动……
        要说流氓活动,当时的年青人可不象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那么色胆包天,那么猖厥疯狂,那些戏迷,除了喜欢唱戏,有什么条件、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胆量去搞的谓的流氓活动,充其量不过是男女青年借此机会彼此寻找对象或宣泄一下青春期对异性的向往和追求而已,连彼此拉一下手、碰一下脸的胆子都没有,不成为流氓,哪有其活动,即使有为某一位异性朋友而争风吃醋,也决不可能大动刀枪,大打出手。
然而,很快就有五个人升级拘留了,被关进静安分局的看守所。他们的年龄成主了罪行,因为年龄大,被大家尊称为“老阿哥”的谈元泉自然是胡子们的头了。

除他之外,其他人仍在学习班,学习班改为“八进八出学习班”,即早上八点进去晚上八点放学,除了互相揭发,还要揭发这五个人的罪行。某人如果态度不好,不配合,还要举行现场批斗会,遭罚遭打则是家常便饭,动輙以升级相威吓,人人自保,人人自危。
        在那个年代里,女的也不例外,在这种恐怖的高压环境下,人心的弱点暴露无遗,彻底的领教了“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真蒂。经过这十二个小时的紧张恐怖之余,自然也想稍稍放松一下。
        有一天,其中五、六位男女朋友晚上放学以後顺道来到我家中,本想谈谈聊聊、讲点情况给我听,後来看见我家中还有二胡杨琴之类乐器,大家沪剧瘾又上来了,於是拉拉唱唱又登了场。
        孰料第二天我下班刚回到家,一辆文攻武卫的有斗篷摩托车停在了门口,车上的两个人进屋便问姓名,之後便说:“昨天晚上你在干什么?”我知道大事不好,只能闷声无响,无话可说,对方接着一声吼叫“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敢顶风作案,你想想明白,明天下午5点到新闸路1324号报到”。说话的这人刚说完话正要离开,突然他看见了二胡、杨琴,便对另一人说“把这些东西带走”。
        不单二胡、杨琴,连另外朋友借我的一把秦琴和一只凤凰琴都拿走了。他们没有出示身份,也没有收据,我也不敢阻拦,眼睁睁看着他们拿出门,心里这个心疼啊,这些心爱的乐器是我省吃俭用每个月省几块钱,积蓄了整整一年半多,舍不得买块表而买了这些乐器,其中还有人家借给我的东西,我是要赔还的。
直到现在,这些被拿走的乐器都没还我,也从没人提及。然而,一会儿心疼变成心悸,不知明天结局怎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我按时来到位於五四中学隔壁的一幢小花园洋房,这个房子是静安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分部,一进门便被叫到楼下一间小屋里,里面空无一物,不一会进来一个看上去还不太凶恶的人,看了我一眼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
        “不知道?”他提高了声音。
        我赶紧说:“昨天二位师傅到我家,意思大概讲我还在家里拉琴唱戏……”
        他不待我说完,“看你年纪蛮小,胆子蛮大,不想活了是哦……”
        一顿训斥之後,他命令我将“曾经去过哪里,唱过什么、拉过什么、谁唱谁拉、参加过什么活动”一切情况都写出来。最後,他甩下一句:“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决定怎么处理你!”说完他走了出去。

一会儿就有人送进来一只小桌一把椅子和笔纸,随後门便“嘭”的一声关上了。
        我的天,其实我只拉琴从不唱,但“到过哪里谁唱谁拉谁弹谁敲”真的一下子想不起来,况且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知道楼上就是八进八出学习班,现在还没有放学,而我在楼下,说得和他们对不上号随时可能上楼的。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想来想去还是从昨天写起罢。

不久,我听到了外面杂乱的脚步声,想来大概楼上放学了,而我还被关在这小屋里。又不知过了多久,门开了,进来一个不认识的人,我想刚才的那个人大概也下班了,他问我写得怎样,我拿给他看,他只看了一眼便说:“明天继续来,现在可以走了。”这样一连七天,天天下班以後赶去,九、十点钟回家,写了改改了写,也不知写些什么,随时准备升级上楼。

後来我知道,楼上也在揭发我,文攻武卫要了解我究竟是是怎样的参与者。然而由於我平时默默无闻,有许多朋友并不了解我,而了解我的朋友只知道我只拉不唱的,所以最後一天给我的命令就是“必须随时报到,听从指挥。”接下来,全市展开了一场文革中最严厉的“严打”运动。那时对人的处理并不根据表现和罪行,无须证据,完全服从形势需要。
        “五一”节前,在上海的文化广场开了全市公判大会,会上有51个人被枪决,其中第九个就是我的朋友谈元泉,罪名是“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记得其中还有号称“人民大道一只鼎”的姚先生。谈元泉在看守所时,一次一位姓谢的管理同他谈话,问他根据你的罪行可以判几年?谈元泉伸出一只手,意思为“五年差不多吧”?谢管理冷笑一下,也伸出一只手,压去了三只手指,只剩下大拇指和食指。
        “八年?”老阿哥做梦也没想到,这不是八年而是“叭掉”。
        那天全市拉起有线广播,一部份人被集中在现场接受教育,我则被单位安排收听有线广播,一位住在北京西路黄河路的朋友後来告诉我,全市大游街的长长的一大串车队,经过他家门口,谈元泉被五花大绑,人已瘫痪,脸色已经象猪肝。

这51个人被押到纹水路的临时刑场公开枪决,一时间上海市区马路上到处张贴着这51个人的死刑判决书,除了谈元泉,其余四位被拘留者分别被判了7-18年的徒刑。革命大概就需要这样的恐怖,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乐无穷啊!之後这些沪剧迷回到各自的单位去接受单位的批斗,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谈元泉被杀後,他老婆提出了离婚,境遇也是可想而知。
        然而,具有讽刺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後的大平反中,也是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大会上,宣布为谈元泉平反,不知道这51个人中能有几个人获得平反,平反之後,总算还有些补偿,六千元人民币,听说一分三,父母、妻子和儿子各拿到二千元,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烟消云散。
        呜呼!为了沪剧……
 

           

我朋友曾因喜欢沪剧在文革中被枪毙
我因为喜欢沪剧当年真的九死一生

                                                                                                                                                               加州    杨景和

 

       

本文作者杨景和简历
       
  本人1946年生於上海,成份职员,1963年毕业於上海长江中学,隔年考入上海工业大学威海卫路分部,属半工半读,就工於上海工艺美术公司下羊毛衫厂,曾设计并制造该系统技革项目第一台全自动横机,刊载於当年《解放日报》。文革後调入同公司下上海水晶工艺品厂,也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批水晶系列灯,获84年度上海工艺美术杂志,并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水晶灯设计,後任该厂技术科长12年,至2000年该厂倒闭,2002年由朋友介绍来美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