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2006年三月一天上午,我在家里的车道上看到地方报纸Times Union为了报纸促销而免费赠送的当天报纸。我们不订报,既然送的也就随便看看。那天看到的头版头条让我一惊,我的朋友王君(为保护隐私起见,以“君”相称),州政府属下研究机构中国籍科研人员,涉嫌将禁止出口的军品卖到中国,被FBI(联邦调查局)抄家并拘捕。

我立即打电话去王君家,他岳母接的电话,王君的太太赵君为这事奔忙不在家,他岳母一人在家带着小两口还不到一岁的女儿。后来一问,才知道头一天王君被捕的消息就上了当地电视新闻头条。

我和王君相识是在十多年前。我2001年到Albany的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当时太太仍在堪萨斯市城郊的长途电话公司工作,所以我一人租了一个老式公寓的一房一厅的套间。查看我的新家过道里的信箱时,看到隔壁邮箱上是中国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隔壁住的是对小夫妻王赵二君。

我和他们第一次交往是一天周末中午,我想向中国邻居借一样东西,就敲了隔壁的门,他俩看我一人,就留我吃午饭,也算邻居间认识一下。虽说初次交往,我这人不讲客套,客随主便嘛,就留下吃饭了。

那时他们结婚不久,王君是中科院知识分子圈子里长大的“北京爷们”,心高气傲,踌躇满志;赵君是贵州偏远地区长大,漂亮,阳光,喜欢唱歌。两人跟我聊家常,包括小两口之间日常生活习惯上的矛盾。小夫妻还在磨合阶段,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他们跟我的交流很坦率,没把我当外人。后来我也会偶然去他们家坐坐。在公寓房住了一年后,我太太怀着儿子和女儿一起过来在Albany落脚。

那是2002年夏天,我们搬进了新买的房子。王君他们也搬到了新租的住宿。我因为买了沙发缺人手帮忙,就打电话叫王君。王君和赵君一起来的,他们说顺便看看我们的新房子。后来请他们来吃过一顿火锅,以后两、三年就没有什么来往了,直到2006年王君出了事。

王君被山姆大叔盯上,和美国当时反恐,加强了对民间可疑活动的监视有很大关系,那时王君除了上班,和哥哥联手作为中间商通过邮寄向中国转售美国生产的一种船舶导航仪。导航设备一般可以民用也可军用。因为有大量汇款不断进入王君的帐户,联邦调查局怀疑里面有猫腻,开始暗中调查王君,前后大概有一年的功夫,王君毫无察觉。

当时,在新墨西哥州核基地的台湾工程师李文和间谍案正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但王君怎么也想不到,联邦调查局会带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十来个人,拿了搜查证呼啸而来。他后来告诉我,他去开门时枪就顶在他脑门上,一群人把他家里搜了一遍,把两台计算机搬走,把他人也抓走了。指控王君的罪名是私运禁止出口的产品,如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十年徒刑,罚款数十万元。

那几天报纸连续有后续报道。我记得读到王君的律师Kevin对媒体的谈话。他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联邦起诉官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情况下就仓促起诉王君,指控缺乏证据,没有条文能证明王转售的是禁止出口的军品。

我当时想到了我们州府地区的“华社”。“纽约州府华社”(Chinese Community Center)是70年代几个台湾人创建的服务华人的非政府组织。由于大陆来的人逐渐居多,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基本都是大陆人在管理,有300多个会员家庭,近千人的会员。我打电话给“华社”社长,看看华人团体是否可以出面了解事实真相,说点公道话,社长称此事涉及刑事诉讼,他们不好过问。

过了两天,听到了王君的工作单位借王君上班时干私活的理由将王君解雇,后来又改口说王君上班看体育节目。而大家心知肚明,这家研究机构因为依赖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不想因为王君和联邦政府较劲,给自己造成不利。

王君被拘押了一个多礼拜后第一次出庭,联邦法官以被告有可能逃跑为理由,给出了25万保释金的保释条件。我和另两家中国人与王君的律师Kevin商量,先把人弄出来再说。于是,我们打算三户人家一起用房子作抵押,也就是用我们已付的本金(equity)作保释金。抵押需要三户人家,是因为我们还都在还贷,只有三个家庭联合抵押房产,才能凑到25万这个数。

另两家帮忙的是赵君的小姐妹,她们的先生都是妇唱夫随。只有我是王赵的昔日邻居和朋友,而我太太和王君毕竟只有一、两面之交,到了我这里夫唱妇随出现了障碍。我跟太太说,王君是UIUC(伊利诺伊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他父亲是中科院教授,我虽和王君没有深交,但知道他性格耿直,我深信以他的为人,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对帮助他的人有不义之举,所以房子抵押出去无大风险,但是我太太听了还是不放心,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于是,我们两人开始在网上查询抵押风险方面的资料。我隔壁邻居Jim是个律师,我给他电话。因为他主要打民事官司,所以就向我推荐了他的刑事诉讼律师朋友John。

交保释金的日子定在星期一下午1:00。前一天的星期天晚上我联系上了John。他说抵押总有一定风险,所以在美国这样的事在亲戚中会帮这个忙,朋友之间则比较少,毕竟关系到房子这安身立命之所。

我太太也打电话给过去在Purdue念书时的好友陈军,陈军也觉得这事慎重为好。这样一来,我太太就更不情愿了。好说歹说谈不拢,这下让我落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我们现在不要做决定,明天下午一起上法庭再说。如果你明天还是不能放心,到时我们退出就是了。

太太同意了。那时已经晚上12点多了,太太上楼睡了。我一个人在楼下,陷入痛苦。明天就要见法官,还有那参与保释的那两对夫妇也会一起前往。如果保释因为我们一家的不参与而不成功怎么办。这还在其次,我那个晚上的痛苦,是我人生中很少经历的哲学痛苦。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帮一个朋友度过时艰,难道还不能相信,对方会保持基本的诚信,会看重这里面我们付出的信任吗?如果不能相信朋友,我们还能相信谁?人和人还有什么建立沟通和关系的基础?

第二天,星期一下午一点,我们三户人家如约来到Albany市中心的联邦法庭,王君的律师向我们解释了保释的程序和要点。只要王君届时出庭进入案件审理程序,我们的保释就自动解除,保释和王君有罪或无罪认定无关。另外,三户人家的抵押的房产,在保释期不能从事买卖或其它抵押交易,所涉房产的房契由法院代为保管,直到解除保释。我太太还问了几个技术问题,就同意在抵押文件上签字了。我自然松了口气。我们按程序见了代理抵押的联邦法官,交了房契。然后我们各自回去上班,并等着王君交保出狱的消息。

可是一波三折。由于王君被解雇,他的移民身份出现了问题,被远在水牛城(Buffalo)的移民法庭传讯,王君又被押送到水牛城去了。这样,王君来回折腾,辗转了四所看守所或监狱,在牢里前后呆了一个月后才保释出狱。

王君出来后,我和他的朋友(大部分是年轻人)相约在他家商量对策。里面包括很活跃的小伙荔宁。当时,事情越来越明朗,对王君的指控根本不成立。他经营的导航仪不属于禁止出口产品,而且它的制造商在中国有经销部,王君只是赚点差价。如果王君有疏漏之处的话,那是他在邮寄导航设备时没有按照条例申报。

联邦法官也放话,如果联邦起诉官再拿不出有力的说辞和证据,这个案子很可能被dismiss(撤销)。法律程序的事靠律师,我们这些朋友希望做的是帮他游说把他丢掉的州政府那份工作要回来。

在王君被抄家拘押的两个多月后,五月下旬,联邦起诉官向联邦法官正式撤诉:我还记得他的原话:

We, the prosecutor,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United States, decide to withdraw the case against Jun Wang.” (“我们起诉方,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决定撤销对王君的起诉”)。这话让我感觉讽刺意味十足,只有听说为美国最大利益宁错一千,不漏一个的,没听说放人也能用上这理由。找台阶下吧。FBI(联邦调查局)的这个接近走私武器的调查和指控,历时一年,耗资百万,就这样草草收场。

后来据王君告诉我,负责他的案子的FBI 调查官是个没经验的新手,一方面是缺乏经验,拿不准这里的问题是否真的越过了法律界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急功近利的成分,如果能成功破获一个类似军火走私案这样的高曝光案件,对像他那样的FBI新手的晋升会大有好处,所以急于立案起诉;搜查电脑和其它文件,也有调查官想试试运气,说不准从电脑里弄出些名堂的可能。美国检察机关在调查外国人时常常是双重人权标准,也不那么害怕你告他。在这点上,持中国护照的王君,更容易成为受害者。不管怎样,联邦检察官在联邦法庭上也很狼狈,被联邦法官当场数落,事情没有弄明白就仓促起诉,不啻是扰民之举。

地方报纸更是在发布新闻的同时用一幅漫画嘲笑:画面上FBI在打导弹,结果打歪了,打进了民宅。解说词借FBI官员的嘴道歉:“oops… Sorry. We got it wrong”(啊哟,不好意思,弄错了)。

倒霉的当然是王君。刚安顿下来的家、刚买了房、太太刚生了孩子,突然有这样的不测风云,莫名其妙进了大牢,丢了工作,让老婆和在北京的父母焦急如焚。

万幸,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虽然我们想替王君要回他因为起诉而丢掉的州政府的工作,州政府这家研究机构的头儿不仅向法官和媒体撒了谎,这次也死活不依,因为依了我们等于承认他当时错了。不管是当时匆匆辞退了王君,还是后来拒绝重新雇用王君,在我看都是缩头乌龟的德行。这点他们和联邦检察官一样,能抵赖就尽量死扛。

王君和赵君后来也放弃了努力,因为这份差不多是博士后的工作薪水也很低,不如重起炉灶。过了几个月,王君在加州硅谷里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这里面有纽约州议员的功劳,亲自出面帮忙澄清王案属于冤假错案,否则加州的用人单位是不敢用王君的。有一件事我没有问王君,就是他经济和精神受到那么大损失,为什么没有告山姆大叔(联邦政府)。

我猜测,一方面是鉴于李文和案在先,与政府打官司旷日持久,劳命伤财,而且你未必就能赢。而且更重要的是王君是外国人,像李文和这样入籍的华人,有全美华人团体(包括律师团)的支持,官司还打得这么艰难,何况王君呢。

据王君说,检察官撤诉后,他被收掉的两台电脑还迟迟没有还他。王君是无心恋战:收拾残局,从头开始吧。

2006年6月,我们收到了王君的律师Kevin给我们的信和法官终止保释抵押金的法令。Kevin在信中写道:“法官已经签字(附件),正式将你们的抵押金的留置权撤销。你们的房产不再受到这项抵押的约束。我向你们表示庆贺并以个人的名义感谢你们在王家的艰难时刻和他们站在一边。你们在王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显示了你们的勇气和慷慨”。

这事过去差不多六、七年了。就在华社庆祝2012年春节联欢演出成功的“庆功会”上,我碰到赵君的小姐妹,她是抵押房产的三家之一。我问起王赵二人的近况,她说他们工作生活都好,第二个孩子现在也快两岁了。

王赵二君经历的那段不寻常的几个月,不仅消耗了大量精力,钱财(律师费),而且对他们俩的精神和情感上的考验是空前的。王君的运气还算好。虽然在牢里挺绝望,回头看,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历练。经历了这样的事,还有什么事可让你惊慌失措的呢。这个心气很高,脾气有些急躁的北京小伙,因为这事一定成熟了很多。

在整个这件事上,赵君这小姑娘真是不简单。当时刚刚买了房子(必然要还房贷),小孩那么小,老公被羁押,又丢了工作,又要雇律师打官司,她一个人要担当多大压力啊。换了别人可能都要崩溃了,可是我见到她的几次她都笑着,没有掉眼泪,也没有抱怨。让人感觉女人比男人更能扛得住时艰。当我跟她说我太太在抵押房产还有些顾虑时,她说能够理解,而且说如果需要可以叫王君北京家里人用那边的银行存款给我们做抵押。我说不用了。

这个几年前住我隔壁的苗条,漂亮,活泼的小姑娘,在经历这件后明显憔悴了。可以想象王君在牢里的那个月她暗自哭了多少回。就这个,王君也知道多亏了赵君。对我自己来说,援救王君是我到美国的二十来年中在我脑子里留下最深印记的事情。

记得事情平息后,王赵二君请我们一家去他们家做客吃饭。王君买了条鱼,亲自掌勺。虽然按我上海人的口味,他的鱼做得一般般(自忖手艺不如本人),席间他和赵君甚至没有说什么客气的感谢的话,但就单独请我们一家来吃饭,我就知道他们是很真心地答谢我们给他们的一点儿帮助。那年,因为我太太和女儿正要去北京玩玩,王君还特意跟父母联络,安排我太太女儿在他父母那里小住。王君去加州后还回过两次Albany,每次都送来一箱加州产的木瓜。我跟王君、赵君开始认识和最后分手前的两顿饭,见证了我们之间君子子交淡如水的友谊。

除此之外,还有一顿饭也非同寻常。

2006年夏天,我回上海,正碰上我太太的好友陈军的老公周建忠,也是我在Purdue念书时的好友,到浦东张江高科办事。我们约在张江见面,他一见我就问王君的事。我跟他大致讲了事情的结局。他对我的举动表示赞同,并因此要犒劳我一顿中饭。

本来周兄是成都人,我该尽地主之宜才对,看周兄美意,我便欣然从命,心里觉得舒坦,感到自己被vindicated了。我对王君的帮助,更多的是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实效上,还王君的清白,靠的还是律师的给力,法官的公正,媒体的客观,制度的完善(如权力制衡),过程的透明。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帮助王君的决定,我对王君的信任,证明是正确的,这点对我很重要。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在重要事件上,听从内心的声音非常重要。

对我太太而言,能够在最后一刻签字,也不容易。尽管她可能还是不情愿的,勉强的,但她不仅仅是给我一个面子,她知道在其它许多事情上她可以坚持己见,唯独在这件事上她应当从我。

我从2007年开始更多地参与华人社区的活动,到2012年一直担任“华社”理事会成员。说起来这和王君的事有关系。我2009年担任华社副社长,是受社长荔宁的邀请,而认识荔宁,和他成为朋友,是在那次在王君家讨论为王君讨回公道的聚会上。说实话,在美国大学任教,你就是一架一年365天不间断运转的机器,永远有做不完的活。

我在王君被羁押的那一个月里,手头的有些活也只能搁置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华人还是各扫自家门前雪,我们在主流社会里永远不可能有话语权,说不定哪一天你自己就会蒙冤。

我在自己的华社理事候选人“施政理念”的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对碰上麻烦的家庭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这些年在联络地方政要上也做了不少工作。2008年我们帮助我们选区(纽约州第21选区即州府地区)对华人社区特别友善的Paul Tonko选上了联邦众议员并在2010年连任。我们和当时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也有很好的关系,每年春节都会收到她的贺信。我们和州里的参众两院议员也有很多交往,每年春节联欢都会有市长,议员等政要参加。我们在每年的国际美食节里与各个族裔的社团建立良好的互动。我们把每年的春节联欢演出从一所高中大礼堂转到纽约州政府广场上的“巨蛋”大剧院。

如果说不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也要赢得主流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华人在美国才能活得有尊严,才能避免或减少像王君那样蒙受的不白之冤。(在写作此文之际,我的另一位朋友在纽约市卷入了类似的麻烦,我祝他和家人能平安无事)。

今年(2013)四月,我去旧金山开美国教育研究年会,有了机会去看王、赵二君。他们不仅有了新家,女儿已经上学了,而且我没见过的儿子也好几岁了,一双儿女,长得人见人爱。他们的生活终于能安顿下来。王君告诉我,即使到加州的这些年里,他还一直要定期向移民局报告,原因还是当年他被羁押时被移民局盯上了,好在他们终于拿到了绿卡,跟山姆大叔的恩怨也可就此了断。

那天,王君和赵君兴致挺高,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先是请我去餐馆吃广式早茶,然后去海边,那儿有个渔场。王君说他们经常去那儿买鱼。不知王君烧鱼的水平是否有所提高。我的记忆里,旧金山常常是雾气笼罩的。但那天是个太阳天,虽然风很大。能自由自在地和久违的朋友一起在海边散步,真是十分的惬意。

(补记:把这篇小文寄给王君看了,他回邮件回答我为什么没有通过法律讨说法追回损失的原因。联邦检察官在这样的刑事起诉案件中有很多免受诉讼的豁免权。而且检察官既然已经承认了失误并撤诉,诉讼意义不大,虽然可能获得一定补偿,但同样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包括请律师的费用,把生命耗在这里面实在不值。我想也是,人生短暂,还有更重要的事可做,不如翻过那一页。)
 

           

和当事人不过是交往不很多的邻居
当年我抵押房子救朋友的全过程

                                                                                                                                                               纽约州    戴耘

 

本文作者戴耘简历
       
  上世纪50年代末生于上海,80年代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90年代初赴美国Purdue University攻读心理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育与咨询心理学系。爱好围棋和音乐,常受邀在纽约州府地区的春节联欢会上献唱。近年爱上滑雪,虽然长进不如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