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啊生活》徵文專欄

1990年4月1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针对六四事件,发布了第12711号行政命令,凡89年6月5日到90年4月11日期间身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人员,一律免除回国服务两年,可以工作到1994年1月1日。美国总统每年都发布几十个行政命令,很少有人在意,而这次,让中国人知道并记住了这个词。
        那时候,中国来美读书或访问的主要是国家公派,持J-1签证。我和我太太正在亚利桑那大学霍尔教授手下做研究助理,拿的就是这种交流学者签证。按照中美双方约定,可以在美国最长工作三年,而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以上,才能再来美国。 我们原本打算干满两年,就夫妻双双把家还,分别回复旦大学和建材学院。再来不来无所谓,慢慢熬上个教授博导的,功成名就,不虚此生。
        回国两年被豁免了,有人立马见到好处。我有一个也是J-1签证的朋友,娶了美国姑娘,正在为要分居两年而发愁,喜从天降,来了救命稻草。至于我自己,起初没当回事。霍尔教授正派我去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化学年会,发表一篇论文。他说,会上有一个化学界最盛大的人才交流市场,八月底你们在我这期满就不留了,你用不着回国,去找个工作吧。那就假公济私一把,在波士顿我一门心思推销自己,找婆家。人才市场大厅,人来人往,喧哗嘈杂。大批的老中,我还见到几个熟人。
        中间几张大条桌,放着十来本分门别类的招聘广告,大伙抢着翻阅。招聘单位不公开露面,有个编号。我们应聘者也有个编号,双方交流靠服务处书面转达。大厅入口立个广告栏,一天几次更新,我们的号码如果出现了,就到服务处,查哪里来了回音,弄好了就是约谈的时间。
        我申请了几个公司,以为挺对口,但却是单相思。过了三天才琢磨出味来,人家要“有身份”的,对我这种J-1签证的根本不屑一顾、避之不及。跟他们解释布什行政命令白费口舌,热脸贴冷屁股。赶紧退而求其次,到大学找博士后。
        最后一天,柳暗花明,来了一个面谈,是东密西根大学的格莱姆教授。穿过屏风,我进入大厅的内侧。走过一片横竖成排的小隔间,见到了未来的老板,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儒雅绅士,留着精致的小胡子,说话轻声慢气。事先背的发言稿,完全没有用上。都是他说我听,介绍学校、他所在的涂料所、他自己的研究组,我频频点头,不紧张。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有没有管理学生的经验。哈哈,正是我的强项,连忙回答,有,有。我在复旦大学当了三年讲师,带过四、五个学生毕业论文,还正式发表了。其实,我还干过两年研究生辅导员呢,除了不管论文,吃喝拉撒毕业分配全包。不过这事我想还是密而不宣为好。
        我想起国内是把Interview译成“面试”,雇主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求职者低三下四,噤若寒蝉。而在美国,这是一种“面谈”,双方互动,彼此选择,平等相待。我后来也参加过许多次面谈,虽然都是我去求人,每每感到受到充分的尊重,雇主总是一副说服我去的姿态。
        回来以后,半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下文,我想是黄了。心情很淡定,无非打道回府。
        那时报纸上,“拒绝重金聘用”、”不要移民局给的绿卡”毅然回国之类的神话满天飞,反正吹牛不上税。突然一天早晨,还没起床,格莱姆教授来了电话,原来他忘了我们有两小时时差。他说,准备把那个博士后的位子给我,如果接受,将写一封正式信函。惊喜慌乱之中,我还没忘记追问一句,能不能给我老婆也找个活啊?
        几天以后信来了,中国称为“调令”。一年博士后,正规职务叫“讲师”。可以延期,年薪两万七,主要任务是帮他管理三、四个研究生。随后又有几封信,都有新消息,推荐了我太太在另一个教授琼斯手下作研究助理(她倒是戆人有戆福气),又给我预定了学生家属宿舍,还提出多给我20天工资来补偿搬家费用,临近日期时又安排了两个学生接机。每件事都想周全了,细致入微、滴水不漏。在中国,我事事靠“组织”,也未能做到如此。心里暖暖的,能不“仕为知己者死”吗。
        1990年8月20日,我们飞到了东密西根大学所在的伊普西市,一个二十万人的小城,东靠底特律,西接安娜堡,郁郁葱葱。这个大学1849年就成立了,最早是师范学校,在美国3500大学中大概排名八百多位。学生却有两万多。校园相当美,到了秋季满目红叶、五彩缤纷。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大学,只有教育系有博士学位,当时中国学生也过百。三个家属宿舍区,磕头碰面尽说“你好”,不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
        而我在的涂料研究所,更是华人的天下,前后十几个研究生,除一个老印,算是“掺沙子”,都是老中,而且其中除了一个台湾人以外,全部来自上海,唧唧咂咂,旁若无人,进了实验室,感觉跟在阿拉中国没啥两样。这个涂料研究所是美国大学里仅有的三个涂料研究基地之一,1985年成立,有三个教授,四、五个访问学者。它的隔壁是个油漆研究协会,有十几个行家,集研究、开发和测试于一身,各种仪器齐全。格兰姆教授既是涂料所的所长,又是那个协会的会长,这样,我们可以拉大旗作虎皮,顺理成章地拿他们的仪器当自家的用了。
        我学的专业是高分子化学,涂料是其一大类产品。美国有几百个涂料公司,我想。在这里干上两年,将来对那些公司就是香饽饽,拿着敲门砖不愁没人笑纳。我也参加过一些涂料会议,格莱姆教授还向别人引见我。但实际上,从这里走出的老中们,最后干的活基本都跟涂料八杆子打不着,比如我们两口子,进入杂志社当了编辑。原来,美国的涂料公司大半不足一二十人,基本就是大桶原料倒来倒去,对对搅搅,现成的配方,没甚么技术含量。
        我到了不久,手下的一个学生就毕业了,剩下还有三个。格莱姆教授是甩手掌柜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几乎从不过来看看。三个人各有一个题目,他也很少过问。密执安州有几十个涂料公司,大都是搞汽车涂料,到处是他的熟人或客户,社会活动就让他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当二老板,第一件事是两个礼拜把几个人的情况综合一下,有进展没进展,写份汇报。
        别看教授近在眼前,想找他也不容易,隔着窗子向办公室看去,总是把脚跷在办公桌上打电话。过一会再看,人没了。
        说起打电话,我来美国时,国际长途猴贵,一分钟两美刀,头一分钟五美刀。万不得以才往国内打电话,每次都要列好提纲,旁边放个钟,有话竹筒倒豆子,心里还在算钱。每年的“艺术市场集会”,电话公司都要搞个摊位,让每个人免费打国际长途两分钟,大家奔走相告,排长队的几乎都是老中,有的人还排两次。国内正是半夜,早早就得在公共电话等着。
        到了涂料所,实验室就有一台电话,一开始我们也偶尔给美国国内的朋友打上几分钟,没人察觉。
        有一天,格莱姆教授找到我,拿出一个电话帐单,打往中国的电话费好几百元。
我一个个问没人承认。后来查时间,是个周日,一个学生想起曾带过一个朋友进来过,果然是这个人打的。
涂料所也宽容,让那个学生道个歉,放了他一码。
        我手下这几个学生不象我当年做论文时起早贪黑,全力以赴,我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也难怪,他们都是硕士生,要上课、挣学分、做作业,论文不过是软任务。我看透了,我这个二老板只能搭搭下手、做点服务,别指望他们对我言听计从。三把火没烧起来,有劲使不出,还是干点实事,介入到一个学生的应用题目里去。
        原来大约一年前,英国一家超市出了一件事,一个货架上的儿童瓶装食品被人作案打开了,下了毒药又盖上放回原处。有人买走那瓶东西导致中毒,告了超市要天价索赔,轰动一时。这种玻璃瓶的金属盖的中间部分是可以上下弹动的,封装时抽真空,这部分被吸向下。瓶子打开时,弹回原状,会有”啪”的一声。买的瓶装食品如果第一次打开时没听到声音,肯定不是原装了。
        可是一般顾客不留心听这个响,于是一个作瓶盖的公司突发奇想,要在盖的表面搞层涂料,第一次开瓶时,由于向上弹蹦,那块涂料就震出密密的裂纹。作为标志识别瓶子是否打开过,一目了然。
        格莱姆教授拿了这个项目,十万元的研究经费,招我来的工资就从这出的。
        想法倒是充满创意、别出心裁,弄好了也许是个卖点,当然也叫我们绞尽了脑汁。
        简短捷说,几个月后还真的瞎猫碰死耗子找到了题解。秘密并不复杂,先涂上薄薄一层松香,再盖上一层有机涂料。松香很脆,反弹的震力可以让它裂成碎块。每两个礼拜我们就收到一大箱子瓶盖,尝试了各种工艺摸出了合适的施工条件,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向东家报喜了。
        我和格莱姆教授专门飞到那个公司去座谈汇报。没想到,厂家的要求水涨船高,让我目瞪口呆。
他们说,这样的瓶盖,打开瓶子后,中心虽然出现裂纹。但是,如果作案者带着一个热水瓶,里面装着开水,把有裂纹的瓶盖放进去,松香会融化掉,裂纹就消失了,盖回去依然是神不知鬼不觉。
        画蛇添足?得陇望蜀?太匪夷所思了。没办法,人家是爷,我们拿了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回好运没了。一个非常脆又在100度不熔化的物质,我们既找不到现成的,一时半时也造不出来。接着几个月,我使尽吃奶的力气,终于是黔驴技穷,一筹莫展。
        那个公司照常定时寄来瓶盖,却对我们的报告不哼不哈,最后项目就不明不白、无声无息胎死腹中了。
        我甚至猜想,公司也许早就自己否定了这个项目,找个借口让我们干不成,钱打水漂算了。
        不管怎样,题目没做出来,交白卷,面子过不去,心中憋屈。浪费了时光,蹉跎了岁月。好在格莱姆教授并不埋怨我,依旧和和气气,我和我太太的工作又延长了一年。
        如果不考虑长远,安于现状,那段日子是满惬意的。在十来个学生和访问学者中,我年岁最长,资历最深,人五人六,受到尊重。回到学生生活,却没有当学生的压力,上下班不定时,中午可以回家吃饭,甚至看个电视剧,工作又没有进度要求,我们远近旅游去了不少地方。旁听几门课,只是“打酱油”,不参加考试,有时倒是当监考的。
        这时,我出来了三年多,卷入了滞留不归的大潮。复旦大学不再接受我一再延期的申请,已经内部除名,断了退路。我只能背水一战,一条道走到黑。
        J-1签证成了心头病,将来找工作还搬出布什行政命令,也不是个事。正在这时,一个在密西根大学读研究生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留学生办公室帮助中国学生办H-1签证,也就是工作签证,一期就是五年,不复杂,关键是老板写封证明信。他帮我领来了表格,我按要求写了一封信,格莱姆教授大概也明白我心怀鬼胎,还是通情达理签了字。没有请律师,我自己跑到底特律移民局,搞定了。
        转眼到了92年初。格莱姆教授的三个学生,有的走了,有的要走,而他没有再招新人。眼看要成为光杆司令了,我还算哪根葱,前途岌岌可危。屋漏偏逢连天雨,正在这时,教授得了肝病,多么严重我们也不清楚,三天两头不上班。我竖起耳朵听着一切有关他的消息,似乎是没有新的研究项目进帐,我下一年能不能继续呆下去,是个大问号。正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北大念研究生的一个师弟找上门来。他在密西根大学材料科学系系主任奕教授处做博士后,帮着管一个十几人的研究组。他说,牙学院有个克朗教授,有一个五年的牙材料的项目,一个博士后干了两年找到工作走人了,晾了台,心急火燎找人接替,请奕教授帮忙,他出钱,奕管业务。师弟说东密大有个藏龙卧虎之人,他们大喜过望,派人来挖墙角。
        天上掉馅饼!密西根大学是名校,混两年,简历锦上添花,以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我绝处逢生,人往高处走,当然愿意去秘密交易。
        奕教授来自香港,比我小一岁,搞材料的,克朗教授身兼行医,都对化学是门外汉。我一个落魄之人,竟成了座上客,实在受宠若惊。不过,我还是狠心来个狮子大开口,提两点要求。第一,办绿卡。克朗教授一个字:准!上班后就着手。第二,要一个永久性的职位。回答两个字:争取!
        医学界的研究题目,一般都能拿十年经费,下一期克朗教授可以和我共同申请,然后提名一个“研究指导”的位子,是学校正式雇员。一个非常随意的座谈,我连西装革履都没有,人生又一转折就敲定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按理说,我应该在格莱姆教授那干到8月底,还有四个月,可“麻杆打狼两头怕”,都不想夜长梦多,于是商定5月1日就去密西根大学报到上班,正好有时间提前两周辞职。
        那时格莱姆教授已经住院,我心虚理亏,怵头见他,发了个电子邮件。
        给了格莱姆教授一个突然袭击,他大人不记小人过,很快回了邮件,祝贺之余,说本来已经准备在给我延长一年的,只是觉得还没到时间通知我。原来是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操之过急,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他说的是没错,招聘新人广告马上发了出去,而且匆匆忙忙就找到了我的后任,名叫芭度,是个非洲小伙。我弃主而去,在新岗位刚上两天班,传来噩耗,格莱姆教授在医院医治无效,不幸病故。而恰恰是同一天,芭度前来报到。学校给他吃了定心丸,雇佣有效,转到新任所长手下工作。
        芭度惊魂未定,无人倾诉,最后只好找我,一时成了至交。我们一起,加上几个学生,参加了教授的葬礼。他住在离伊普西五十英里的沃论市,每天长途跋涉来上下班。没有和他的家人打招呼,他们不知道这伙人是何方人氏。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参加葬礼,这个人对我有知遇之恩,帮我留在了美国,让我成了涂料行家。我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夺路而走,另攀新枝,不仁不义,形同小人。我心在悲泣,在自咎,在忏悔。
 

           

每次到了山穷水尽时都会突现转机
我在没身份的那些年怎样留在大学里

                                                                                                                                                               华盛顿州    李橦

 

本文作者李橦简介
        1963至197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获得北京大学学士学位。1970至1978年赴 河北省阜城县插队落户,曾担任当地的中学教师,后到当地化肥厂工作。1979至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3至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发展,现在《美国化学文摘社》任科技情报高级分析师。现退休定居在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