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时期就读的陈燕妮

 

 

作为书评编辑,一直听说陈燕妮要出新书,一直等到几年后的今天。最近多年来她一直没有新著作出版,让当年很多喜欢看她俏丽杂文的读者觉得着急。

 我喜欢看她的杂文的习惯大约开始于我还在大学里,那时候是九十年代中期,宿舍里的其他女生似乎都希望能最终到美国去,但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不多说。后来,直到我到了北京,进了当时相当著名的新东方学校学习之后,才知道我的前一班同学中,有我宿舍里的另外一位。我想,当年她们对我根本不谈这事情,可能是怕到时候没能真的出国而难为情吧。而且在新东方学校中,从国外回国的授课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也曾经大力推荐我们去看陈燕妮的书。

 

就在我还在大学的时候,就在我和其他人都想出国而又心照不宣的时候,我们都看陈燕妮的书。如今,当我已经成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杂志的文字编辑的时候,我最终还是没有出成国,这样的日复一日的编辑杂事中,又看到陈燕妮的书,好象回到了当年我还对国外的天地怀着野心勃勃向往的日子。

 

最终没能出国,我觉得也是好事,如今中国的起飞有目共睹,在这样一个大社会中生存,还是值得的。

 

为了陈燕妮最新出版的新书《陈燕妮:洛杉矶已久》,编辑部给我的任务是写一篇专访文章。打听到最近三个月她暂时没有回国打算,因此,采访,就只好在电话中进行了。

 

 电话接通之前,我的内心不知为何有点心跳加快,毕竟采访的是我大学时代的偶像。

 

电话接通,科技神奇,把一件远距离的事情咫尺天涯变换得天衣无缝。

 

一如我的想象,她的声音有些微微的低沉,拜科技发展之赐,我甚至能从电话中听到她声音中细微的“表情”。

 

以下就是我们之间的访谈实录:

 

《女性》记者:因为什么原因才让你在出了上一本《美国之后》后这么多年才重新出书?

 

 陈燕妮:其实说是有什么原因也谈不上,只是觉得写得多了,有些气喘,想多看看别人的东西,再行走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大约也写了将近几百万字的东西了,这么写下去,如果没有积累,必定枯竭。

 

《女性》记者当年你写过那么多的海外题材,到如今你如果重新再写,还会是同样的看法和感触吗?

 

 陈燕妮:人在海外呆久了,很多东西越到后来越让人觉得有点无动于衷了,生活平淡的人如此,生活不平淡的人似乎也如此。我过去写过的很多东西现在看看让我觉得自己如果加入更多的时间磨练,还能写得更到位。当然,也有很多过去写过的题材已经让我感到没有兴奋点了。

 

《女性》记者:这样的转变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陈燕妮:作为一个作者而言,这样的转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不好,那就是你可能已经没有了细微观察的耐心和心境,这样一来,生活本身都不能打动你或者说你已经对生活失去了激情,更别谈别的东西了。二是还好,那就是,你其实在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当中已经渐渐成长了。这其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在回看自己过去东西的时候感觉相当矛盾,有时候看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相对单薄的认知觉得有些难过,觉得仓促成稿的局面需要改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度量的问题。但是如果现在我看到自己过去的一篇文字心里仍觉得“非常好”,我内心又会有些惊慌,觉得是不是自己的程度没有进步,人如果还在为自己的昨天叫好,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

《女性》记者:那么你觉得此次出版的新书《陈燕妮:洛杉矶已久》怎样,因为你里面有些东西都是你九十年代写成的。

 

陈燕妮:这也是我当初结集出书时陷入的选择困境,2004年当我开始编选这本书时候,如果我不把过去的那些文字放进去,那么它们可能再也没有面世的日子了,但如果放它们进去,又和我在2000年之后的世界观和文字程度有些隔阂。但是最终,我还是把漏网的文章全选了进来,因此,整个的书籍长度达到了将近四十万字,这在杂文集中是不多见的。

 

《女性》记者:在新书《陈燕妮:洛杉矶已久》中你觉得最值得推荐的是哪一篇东西?

 

陈燕妮:我只能说这么多年的生活中,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不是经历了哪些好玩的事情,而是经历了最好的朋友在你眼前去世的事情。我的新书中用了两个不同的篇幅写了两个不同朋友去世的事情,一个是被人开枪打死在圣地亚哥的男朋友,一个是突然死在健身房的女朋友。尤其是这位叫做张菊的女朋友,死得莫名其妙,她死亡于没有任何先兆的脑出血,之后是昏迷,送到医院后就死在那里了,连手术都没能赶得上做。这让我看到,人对于死亡的一种不可抗拒性,这也让我觉得人生的珍贵。更加觉得,“死亡”这个曾经听起来相当遥远的名词已经轮到我们这些人身上了。而且人越长越大,我也越来越珍惜人和人之间的生命连接。

 

《女性》记者:人和人之间你觉得关系复杂吗?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到中国你觉得哪儿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

 

 陈燕妮: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如今的我已经成熟得非常多了。但是,情绪化的我从来讨厌中国人中间的帮派关系,从小到大我看不惯一切来历不明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恶言相向。到今天,我对我的员工也一再告诫,如果你在背后说一个人的坏话,你一定要衡量一下,这样的话你是否在此人的当面也能说得出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请你别说。中国人之间的打小报告、拉帮结伙是最让我讨厌的。这实在是人类关系中最渣滓的玩艺,很恶心。当年在国内我就厌恶此类,今后永远如此。在这点上,我相当喜欢美国人的行为,他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中国人那么亲近,但是单纯得让你不那么累。

 

《女性》记者:这么多年了,你比较喜欢美国的生活还是中国的生活?

 

 陈燕妮:从单纯的生活品质来讲,我喜欢美国的感觉,清澈、透明,从人的自身感受来讲,美国的空气污染尤其是洛杉矶,虽然被一些机构测量得耸人听闻,但是和国内相比污染几乎可以算是没有,美国人和人之间的彬彬有礼也让我觉得受用。但是,如果谈到内心的舒适感,我还是喜欢中国。因为我是那里出生和长大的,我从小结交的、和我毫无利益冲突的老朋友们都在那里。

 

《女性》记者:你能够把文学生涯坚持到今天,你觉得内心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陈燕妮:当然是自己的内心坚持所致,在美国生活,这种坚持其实不容易。因为那个环境中的中文相对式微,不是主流的东西往往不被人重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你必须去自己说服自己做一件没有什么经济收益的事情。

 

《女性》记者:最终的最终,当你老了的时候,你希望到哪儿生活?美国还是中国?

 

 陈燕妮:当然,还是中国。这毫不是大道理,是我自己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