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话(十之十)
　

我知道，湖北之行进入襄樊直至我们一行最终离开草坑，父亲必在我们毫不知觉的情形下把其实我们这些北京来人人人共知的各封红包一一发送完毕。
　

这其实是父亲返乡诸条目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多年来他一直不能回乡一看，此条目非排第一即排第二，道理明摆着：以他一个两侧清癯的军人薪水累积无疑载不动人情和乡情。
　

多年来，穷僻的南漳“人物”不多，也唯如此，不多的“人物”理所当然一直被留守者重重关注。父亲的一位小学同学曾任北京人民大会堂总负责人，社会触角相当丰厚，当然也是“人物”，也因此，一直听闻此人物为乡为民多所造福。反观父亲，一直行武，离乡之后除了打过不少仗，其它一概无从炫耀，解放后父亲一直留在军系干到离休罢手，军人的江湖脉络其实简单而不详细，说到造福故里，实在难为。
　

细说起来，一趟返乡的红包发送父亲其实老早心里完全有谱，后来家里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过简单而有效的讨论，此次回乡，我们做子女的和大人一同凑齐了数万红包开销，这样一来，一直走不动的他才得以走动。
　

当然，人在外，就必定扛复责任，时间的墙上裂开深长的缝隙，我们的拖拉和拖欠应该算是错误吧。
　

这里面甚至也包括我的缺陷，其虽不如父亲泥泞，却也足以制约我的相关风评．
　

大约在五年前，某天我人在洛杉矶听母亲说父亲接到一封来自湖北老家的严肃来信，信中所述赫为薛坪镇党委的最后决定，大意如下：薛坪镇要重写县志，镇党委决定由陈燕妮出资美金一万元填补撰写费用亏空。
　

当时我人被此最后决定搞得有些思维纠结，一些不着边的物象在我眼前幻现出陌生的映体，我追问母亲：你说什么？
　

问这话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挣扎得有些神志不清，有些气恼自己自以为智者的聪敏竟在美国能溜得痕迹不留。
　

自然，“镇党委”的事情就擦身而过。
　

结果这次，我们父女两人心绪多重地回来了。
　

返乡前从洛杉矶回京的时候，我带回了平生带回最多的各种礼品，从孩子喜欢的美元钥匙链到中老年咸宜的名牌手表，我把它们统统交给父亲，感觉自己从父亲的肩上卸下了些许沉重。
我看见在随后的很多天里，父亲把这些东西连同其它一些我所不知来路的礼品一一排列组合，多所设计，那样的时候，我似乎看见光阴流失的那种无从惋惜急速地证明人本身根底的存在，作为头发已然全白的父亲之成年后代，我觉得自己羞愧难言。
　

回乡一趟，我对自己根基的重建有了重大突围，而这些故土给予的场景是否也让我带给乡亲能被认可的识别，我实在不得而知，但有时偶尔这样想着，又觉得我们如此煞有介事地掏钱出来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当地的淳朴，每想到此，人一下子有些悻悻然。
　

更何况我在这里看到了父亲去留的历险，也看到了九年。记得下山时，当我正手足并用地从记不清一路上的第几块大石上惊险而下，伸手来搀扶的心安说：“我小时候天天从这条路下山上学，人和猴子一样。”
　

他僵硬地笑了一下说：“我，终于逃出去了。”
　

正是，父亲和九年，前者是这个大家庭中远行而去的第一人，后者是半个世纪后年满二十五岁仍用背篓背雪碧的婚龄青年，两种方式，除去父亲在过往多次战争中出现的五花八门死亡惊险，究竟谁更心静？
　

其实可能还是九年。
　

而我，最大的收获已经重复了多遍，则是恍然明白这里是这样一个地方，让我把尚未公诸于众的良心存折去除污浊，仔细上锁。
　

听说尚且留在老屋里面的两户人家之一在最近的一年顶多两年内要行搬迁，“搬到山下去”，那么，老屋渐渐地会被疏远、会被废弃、会被发展成看上去仅剩颓墙吗？
　

有一丝距我很近的陌生湖北鼻息，伤感地绕行不散。
　

唯有感激祖籍为我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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